『神州』第五集：西天

一千三百多年前，唐朝高僧玄奘离开长安，前往西天取经。他到了天竺国印度，苦苦钻研了十余年，带回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经论。这件事被明代吴承恩写成神怪小说《西游记》，弄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西天有真经，西天有极乐，不知为什么，这个传说一直撩拨著东方人的心。可西天究竟在哪里？如今人们知道，印度和中国不论地理和文化都同属于东方。印度《阿弥陀经》所向往的西方极乐世界，显然不是印度，还得继续往西寻觅下去。

唐僧骑著白龙马终究没有走出东方，倒是西方使者一千多年后展著科学的翅膀来到了东方，带来了令中国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的新事物、万国全图、坚船厉炮、逻辑推理、天体运行、民主共和、市场经济和耶稣基督。

从此，再也没有一个词像西方这个词一样，令中国人爱憎交加、百感交集了。

从此，中国人的命运就跟可恶、可疑又可爱的西方纠缠不清，合也合不来_割也割不断了。

如今，方兴未艾的出国热、留学潮，正将西方经世致用之学和荡涤灵魂之经，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再造著这个古老的身心。

（字幕：西天）

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他不是意大利政府的特使，也不是中国朝廷的贵宾。他是一名上帝的使者，一头扎进了中国最底层，在广东肇庆乡村里一住就是二十年。

一天，利玛窦看见一个垂死的人被遗弃在路旁，便将他抬进一间小茅屋里细心养护。不久，这个卑微可怜的穷人成为神州大地上头一个基督徒。

当利玛窦发现中国祖先敬畏上天的道统时，大为兴奋，确信这正是基督信仰的一个远古印证。二十年后，他入京传道，先后带领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水局郎中李之藻、监察御史扬廷筠皈依上帝。

徐光启，这位《农政全书》的作者，不仅挚爱祖国的土地，也深知上帝的恩惠，他说：
“国人若能敬畏上天、事奉上天，尧舜禹三代之风何不可还。”

上帝的使者也给中国带来了科学。利玛窦传授几何、天文、音乐、绘画、水利和火炮技术，写了十几本书。

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作者李约瑟说：
“自从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与世界的科学便汇成一体了。”

清朝顺治年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是朝廷的钦天监正，负责制订历法。他与顺治友情深厚，免礼相交。宣武门第一座欧式大教堂建成时，顺治亲赐额扁、通玄佳境。

顺治死后，大臣杨光先上奏：
“非我族类，其心必殊，宁可使中国没有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当时康熙才七岁，辅政的鳌拜竟然将汤若望定了凌迟死罪，其他传教士也遭杖刑流放。

1665年4月16日上午11时，汤若望的死刑判决书送到太皇太后手中，突然间，北京发生地震，故宫摇撼不已，地面狂风大作，京城一片昏暗。地震持续了三天。辅政大臣们惊恐万分，慌忙请太皇太后"懿旨定夺"，太皇太后传谕：

立即无罪释放。

汤若望75岁去世，葬于利玛窦身旁。他们的尸骨长眠在北京，他们的名字写进了《明史》和《清史》，他们的生命属于中国。

康熙临朝亲政，令大臣杨光先与传教士南怀仁一同到观象台推测日影和星象，南怀仁逐款皆符，杨光先逐款不合。

康熙立即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正，追祭汤若望，驱逐杨光先，逮捕鳌拜。

1692年3月22日，康熙发布敕令，列数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准许自由传教。

康熙亲临宣武教堂，题写了"敬天"和"万有真原"两副扁额，又作诗称颂耶稣:

"功求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在《生命之宝》一文中，康熙明确表示:

"天门久为初人闭，福路全是圣子通。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明分得永生。"

当时，传教士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数十种，又帮助中国制造火炮数百门。康熙大帝每日请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三人，入宫授课两三个小时。在徐日升、张诚协助下，康熙大帝与俄国彼得大帝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极为罕见的一个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双方在上帝面前盟誓恪守。

康熙还开了海禁，使中国土地上破天荒有了外国洋行。

不知到底是谁的过错，不知是不是命运多舛，正当中国和平地、幸运地一步步走向世界、走向科学、走向蔚蓝色之际，一场小小的变故，一个轻率的决定，竟然使中国180度大转向，回过头去闭关锁国、昏昏欲睡二百年，错过了人类工业革命最辉煌的时代。

十八世纪初叶，梵蒂冈教廷派遣34岁的主教多罗来华，以"捍卫纯正信仰"为名发布谕令：

不能用"上帝"这个名字，要用拉丁文"徒斯"（Deus），教堂不许悬挂"敬天" 一类匾额、不准敬孔祭祖、不能称许中国古经，等等，违反者开除教籍。

康熙立即将他逐出国门。康熙说：

中国人的"上帝"就是真神，天不是物质的天，敬孔祭祖也不是宗教，乃是孝心与敬心的表达，与基督信仰毫不冲突。

教皇无动于衷、一意孤行，再派主教嘉乐前来重申谕令，康熙十三次接见他，见毫无变通余地，于是朱批如下:

西洋人等，无一人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告示，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四年后，雍正真正敲响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丧钟，信教的中国人一律处以极刑，教堂一律没收，传教士一律赶出国门。

雍正说：

你们想把中国人变为信徒，成为你们君王的顺民吗？一旦上万只洋船来了，中国就大难临头了。

然而，一百多年重新闭关锁国的结果：

是十几只洋船一来中国就垮了；

是中国皇帝再也不能像康熙一样懂得与人家体面地签订平等条约，而只能在惨败下屈辱地签订不平等条约；

是中国不再出现徐光启、康熙一般具有开明胸襟、重视西天使者的领袖，而只会沉溺在自欺欺人的大帝国美梦中，直到被打得一败涂地。

噢，伟大的十八、十九世纪，你这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飞行器、纺织机、蒸汽机、电力、电讯、铁路、石油、法国革命，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中国啊，为什么恰恰在人家突飞猛进的日子，你却昏厥过去了呢？清廷一劳永逸地赶走了上帝的使者，砰然一声关上大门，过起木乃伊一 般的"太平盛世"。接下来，是一段最刺伤民族感情却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故事。

一七九二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庞大使团来华，成员包括科学家、数学家、艺术家和医生数百人，礼品有科学仪器、绘画、军品和车船模型六百箱。

没想到，一上岸，这些人全被视为前来叩寿进贡的"贡使"。乾隆给大不列颠国王一封诏书，那上面说：

你请求派一人常驻天朝，照管你国买卖一节，跟天朝的体制不合，绝对不可。西洋国家很多，非只你一国，如果都请求派人留居北京，岂能一一准许？天朝抚有四海，应有尽有，不需要你国货物，特此示知，等等。

二十四年后，英国特使阿美士德再次来华。这次更惨，只因阿美士德不肯向嘉庆皇帝双腿跪拜磕头，竟被驱逐出境。

利欲熏心、心急火燎的英国商人，一方面有力地提醒英国议会：任何高尚的外交手段，在中国都不会有什么结果。另一方面，就干起了极不高尚的勾当—向中国大量偷运鸦片。

中国，尽管贫弱不支、腐败不堪，却从来不失君临天下的大帝国风范。

一八三九年，林则徐尽数销毁了英国商人的二百多万斤鸦片，将总监义律轰到了大海上。

英国远征军十六只军舰迅即北上，攻陷天津，直逼北京。接著便是清廷一连串惨败，一连串让步，一连串不平等条约。

阿Q式的满清朝廷，捱了一顿打，并没醒过来。负责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音真)，一律不见外国人，以致于叶名琛这个名字—在英文中竟成了"死不交涉"的代名词。直到一八六○年英法舰队再次攻陷天津，咸丰皇帝看到英女王国书上有"朕"的字样，还忿然朱批：

"夜郎自大"，传令迎头痛击，全歼丑类，又将英法谈判代表团一行三十九人全部投进监狱。

当三天后联军打进北京—咸丰逃往热河时，三十九人中已有一半被狱卒折磨致死。联军焚烧了咸丰皇帝的豪华别墅圆明园。

又过了十几年，清廷才在列强压力下，放弃了外国来宾跪拜磕头的规矩，接受各国公使觐见，也派出了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

噢，中国，你这个被马克思形容为"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你再也不能像以往同化周遭"蛮夷"一样，同化掉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不速之客了。

这些西来的金发碧眼者，到底是你的克星呢，还是信使？是敌人呢还是朋友？

中国啊，你不应忘记，两百年前，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使者一度来到你身边，以科学和信仰，如微风和细雨，款款沐浴著你，你却轻率地关上了门，沉溺于自大自闭之中。直到这一次，列强以坚船厉炮，如狂风暴雨，彻底荡涤了你，叫你再也关不上七零八落的大门。

噢，昊天上帝_你为什么非要打开神州之门，强迫她拥抱世界，却全然不顾她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感情呢？你为什么软硬兼施—乃至恃强凌弱，非要从沉睡中打醒她、从骄傲中降伏她，哪怕她一百年愤愤不平、二百年耿耿于怀呢！难道你非得将西天真经包裹在隆隆炮声中，伴随著羞辱和泪水为中国洗礼吗？

如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当中国终于走出黄河、汇入大海—即将展翅翱翔于蓝天的时候，回头望去，那珠江的炮火，塘沽的硝烟，满清皇帝的刚愎自负、愚昧无知和一败涂地，一切羞辱仿佛都带著一丝神秘、一份天意，向今天的腾达和明天的希望招著手。

一八四○年的炮响，送来的不仅是鸦片和强权，还有中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科技文明、民主自由和基督信仰。

这三样东西—由浅入深地展示了西方文明的经济器物层面、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信仰层面。

真正从信仰层面进入了西方文明根基的人并不多，也不曾形成什么派，如基督徒徐光启、洪仁轩和孙中山。

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

“一个完整的一体化文明，在传播时会被分离成科技、政治、艺术、宗教等成份。这时，各种成份的传播力通常与其价值成反比。”

也就是说，越是不重要的成份，越受欢迎；越是重要的成份、越被排斥。比如科学技术就比宗教信仰传播得快速而广泛。这种对最小价值成份作最大最快最广泛传播的自动选择，显然是文化交流中一条不幸的定律。

不幸地是，至今中国仍在这条不幸的定律下痛苦地徘徊著。炮舰、不平等条约与传教士之间扯不清的瓜葛，藉著隐隐作痛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大加重了这个不幸的徘徊。

(学者柏杨访谈录)

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里面有一个基础的信仰是非常好的，是我们中国人所没有的，就是不承认人有等级之分，在主在神的下面我们都是他的儿女。所以说主内弟兄，就是因为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平等观念在基督教里是信仰的基础。假如否定了主内还有弟兄的话，你就一个人是老大，这就不是基督的信仰，是另外一种信仰。

在中国没有这个思想，在儒家思想里人是分等级的。中国文化里缺少一个东西，就是中国人没有终极的关怀。

我们活著为什么？我们到底爱什么？真正爱自己的君王吗？那是假的！唉！所以中国人不诚实、爱自己的父母这是真的，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不能超过自己的血缘。中国人的爱不能超过血缘—中国人的能力也不能超过血缘。一旦超过血缘—你的事业你的学问都崩溃了。

因为我们没有终极的关怀，我到底是为什么—西式的话就是我到底为谁而战、我为谁而活著、我活著的目的是什么？基督徒很简单：我荣耀上帝。

你可以笑他，但是他有终极的关怀。


(学者梁燕城谈话)

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对它整个历史都不清楚，只是接受它最近的东西。就是把西方看成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

中国吸收的不是洛克那种比较温和、有上帝的民主。

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西方的民主与上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最早提出民主的就是加尔文教派的人，而最早推翻暴君的是路德派的人。

是宗教改革才真正开始了民主—但是中国对宗教改革好像也不重视。

康有为稍微重视一点，以后就不讲了，就讲启蒙运动就是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带动的—用以暴易暴的精神来讲所谓民主科学。

这我有很深的发现，因为我到西方来，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西方历史。西方历史和基督教是从来不能隔开关系的，而且西方最成功的革命—流血最少的都是基督徒的革命。这很重要的是一个宽恕的精神。


当西方资本贪婪吸食中国血浆的时候，上帝的使者们却默默地将生命献给了中国。

1862年马克思坐在大英博物馆里，以智者的口吻嘲笑中国像一块"活的顽石"。他也许不知道，早在三百年前，传教士范礼安已远涉重洋，以生命和爱来呼唤中国：

顽石啊顽石，你何时才开呢？

马礼逊来了，死了，船长曾问他：

"你想改变这个泱泱大国？"

他回答说：

" 不，是上帝。"

李提摩太来了，死了，他的私人秘书梁启超成为中国的赤子。

戴德生来了，死了，他的儿孙五代献身中国，他说：

"我若有百万英镑，不留下一块不给中国；我若有百条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成千上万的西天使者，在误解、敌视、困苦和牺牲中，前仆后继，来了， 死了。

他们这是为什么？是为了钱财吗？不，他们都是清贫的人。
是为了列强吗？不，他们是列强的批评者。
是为了名声吗？不，他们总是悄悄来了，从一个舒适的地方来，又悄悄死了，有的一家老小死在义和团的刀下，有的死在穷山恶水、饥寒交迫之中。
那他们到底为了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耶稣也是这样来了，这样死了。

当天道进入凡世、当神圣化作现实—竟是这样奇妙、这样恢宏。

数不清的西天使者，步耶稣的后尘，背著十字架，一个个来了，一个个死了。
他们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种籽。

一粒种籽落在地里，就结出许多籽粒来。

当宋尚节把美国化学博士文凭丢下太平洋—毅然投身于传道生涯的时候，当倪柝声将夜半的更声敲响—开辟出一所又一所神州教会的时候，当王明道一步一步走回监牢—将释放书退回给狱吏—甘愿为信仰坐一辈子牢房的时候，当西方传教士全部被赶出中国，当无神论严酷地控制了整个神州，中国基督徒却百倍地涌现千倍地发展！噢，昊天上帝啊，您威严的脚步分明已经踏上了神州，这脚步是如此气势磅礴、不可阻挡。

噢，中国，你终于踏上了一个新发现的征程，你一步步看见地球滚圆的弧度，看见它携带著整个人类世界，被遥远的太阳抛甩著，急速旋转成一个椭圆的圈子。当它旋转到耶稣入世后的第两千圈时，你终于不得不抬起头来，沿著蔚蓝色大海的尽头，遥望那蔚蓝色的天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