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ly 23, 2008

产业链阴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去年我在全国洋溢着股市楼市的欢乐气氛下发表了一篇刺眼的文章----“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承蒙读者的支持,该文点击率已经超过一亿。但让 我感到痛心的却是这篇文章没有受到决策者的主意,因此全社会在今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今年所发生的一切经济的噩兆均验证了我当时的预测。但这种众人皆 醉我独醒的胜利带给我的却是更沉重的负担,在众多网民的要求下,我接着八大危机的文章进一步唤起全民意识的觉醒,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产业链 战争时代。

  我不是阴谋论者,也不是为了吸引大家眼球。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我眼前不禁浮起2008年四月份我在吉林大学的场景:当我问起“ 你们在座各位同学有多少人一毕业就要面临失业的痛苦”,台下是那可怕的安静。那么我请问大家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你们相不相信你们在媒体看到的解释原因基 本上都是错的?其实这也不是媒体的错,只是大家不了解全球产业链阴谋而已。

  我希望我们的新一代,希望我们未来的领袖们都能具备逆向思维的能力。而对于媒体上以及很多专家学者提出的中国是个制造业大国这个命题本身,能多一些辩证思考。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吗?

  首先我想问问大家,你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么?我在这里清楚地告诉各位我的研究结论:中国根本不是制造业大国,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大家可 能觉得我这个结论很荒谬,因为很明显一方面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在制造业的各个层次上表现好像很是欣欣向荣,另一方面在诸多产品产量方面 中国在世界市场上都是首屈一指。

  那么我怎么说我们不是制造业大国呢?我要跟各位谈的就是一个新观点,也是我个人的研究心得。我要清楚地告诉各位:今天的国际竞争已经不是企业的竞争,已经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全新的产业链的战争市场。

  什么叫做产业链战争?我就以芭比娃娃为例,芭比娃娃也是中国出口玩具中的一种,而众所周知去年中国和美国之间产生了比较严重的玩具贸易摩擦。美国政府 以及美泰等美国玩具进口和零售商对我国的玩具出口产品百般挑剔,比如提出含铅量超标等等的问题。可是当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会含铅量超标 呢?又有多少退货是产品设计的问题呢?

  而大家知不知道,以芭比娃娃为例,我们制造的过程当中,破坏我们的环境,浪费我们的资源,剥削我们的劳动,可是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制造出价值一 美金的芭比娃娃,但是最后在美国沃尔玛的零售价格是9.99美金将近10美金。我请大家仔细想想,从一块美金升值到10块美金的的过程当中,10减一,这 9块美金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

  产业链6+1

  我们的制造业工厂,对外拖欠原料和组件货款,对内延长劳动时间等等,真可谓不择手段,不停压榨,然而放在全球产业链的视角下,只不过是只针对一美金这 部分做文章,在最不赚钱的领域不停压榨!这种死拼完全忽视了产业链战争的特点。实际上,任何行业的产业链,除了加工制造,还有六大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 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正是这六大环节创造出了九美金的价值,而他们这六大环节就是整条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能够创造出最多盈余的一 环。不过在现在的全球竞争格局下,这些环节中最关键最赚钱的环节,几乎都不是我们中国企业所控制的;少数中国企业意识到了,继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可 悲的是,大多数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还没有觉醒!

  那些没有觉醒的大多数在国际分工之下,被分派到哪一环节了呢?事实上,都被分到附加值最低的,浪费资源的,破坏环境的,不得不剥削劳动的——制造环 节。而其他有价值的环节基本上全部掌控在欧美各国的手中。也就是说,当我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创造出一块钱血淋淋的产品之后,我们同时就替美国 创造出九倍的价值。当我们创造出一万美元的价值之后,我们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九万美元的价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

  中央党校周天勇所收集的数据证实了我的观点,从这些数据来看,这种制造业对中国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和劳工的剥削是不可想象的。

  以资源浪费为例,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而且这10年来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而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 20%以上。

  以环境破坏为例,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 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 16个。

  以剥削劳工为例,根据志愿者曾飞扬的调查,珠江三角洲每年仅冲床工人发生的断指事故至少就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个。而其它绝大部分机 器设备造成的工伤事故有多少,目前没有统计。而此前对深圳800万民工的调查显示,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受过工伤或患过职业病,为了防止伤残工人打官司影响 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珠江三角洲一些地区把外来民工正常的诉讼时间拉长达到三年以上,迫使伤残民工因耗费不起钱财而放弃上诉回到农村。

  从产业链分工看大学生就业困难

  那么,这个国际产业链的战争和大学生就业有什么关系?我想大多数人应该答不上来。那我告诉所有读者,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我们在大学扩招合并造出这么 多大学生的时候,当初是个什么思维?因为当初我们国家大学生的比例严重低于欧美平均,所以我们就误以为我们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之后我们经济会更有质量,会更 高速的发展。我们哪里知道,这个想法前提就是个问题: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大学生,而中国培育出这么多优秀大学生为什么失业?难道是我们学生程度不够?难 道是我们同学不够用功?难道是我们同学专业不对口?

  我刚才讲的几句话应该是媒体里面所谈论的现状,实际上这些解释都是错误的:事实上,既不是我们中国学生不用功,也不是因为我们专业不对口。首先,我想 谈一谈专业不对口,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特别可笑,而且可笑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国教过不少顶尖的大学,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教过不少课。可是我教了这么多的学 校,我就从来没看过那里哪个学校是专业对口的。那既然美国的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我们中国的大学生专业不对口有什么错呢?

  再想想,本科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本科教育的目的就是专业不对口。为什么呢,因为是通才教育而不是专科教育。什么叫通才教育?也就是说美国大学生和我们大学生一样,要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哲学,那么这些学问跟就业关系不大,这就是通才教育的本质。

  那么请读者做反向思维——产业链跟我们大学生就业难有什么关系。关系太重要了,而且是唯一的。在整条产业链六加一的环节里面一是什么,一是制造,就是 这种血淋淋的制造业,还有六,六就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零售这六大软环节,六加一的环节里面,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六而不是一。举个例子来讲,就说工厂,从董 事长到门口的保安,可能没有一个大学生,为什么?因为它的本质是不需要大学生。那么真正需要大学生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产业链里面六大软环节需要大学生包括 产品设计、仓储运输、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以及终端零售。

  那么,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是一个以一为主而不是一个以六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个产业结构本身,构成了大学生失业问题的源头。我国的产业 现状不足以支持这么样的大学生比例,这就是大学生找工作难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美国需要这么多的大学生呢?因为美国所掌握的就是产业链里面最有价值的六部 分。它要通过大学生的通才教育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但是有一点是我们一直忽略的,那就是我们甚至不理解国际产业的分工当中我们国家是处于何种的劣势地位。

  所谓劣势,就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国,它产生了诸多的后遗症,读者应该已经完全感受到了。就比如我们很多的大学生,毕业之后不得不考研究生,研究生考过了又失业了。再考博士生,但是博士生要做本科生的事,你不觉得是很大的人才浪费么?

  产业链定位悲剧

  赤裸裸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失败了,因为我们被定位在价值最差的制造业环节,而这个制造业环节的特征就是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剥削劳动力。而六大软环节, 既不剥削劳动,又不浪费资源,更不破坏环境,却能创造出九倍的价值。大学生在这六大环节当中才能有学有所用,才能替国家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以我国制造业而言,2006年,还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五的净利润回报。2007年呢?百分之二左右吧。2008年今年呢?可能是负的吧。那么我们制造业的困难不是我们不勤劳,不是我们不努力,而是一开始就定位在整条产业链结构中最没有价值的一部分。

  你认为我们中国还有廉价劳动力优势么?过去,你可以这么想,但是今天你一旦读完这篇文章,就不能这么想。因为劳动力的优势对个别工厂而言可能有优势, 但是,在整条产业链的竞争下,我们毫无优势。我再以芭比娃娃为例,整条芭比娃娃的产业链的十美金,而制造业的劳动成本,只占着一块美金的百分之二十五,也 就是说,整条产业链是十美金,而劳动成本只占两毛五分。这么少,因此想透过中国廉价劳动力走出国门的企业都必将失败。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两个企业一个是TCL,一个是明基(BenQ),TCL和明基都提出来要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和国外的品牌、技术要走出去。

  我的观点就是——“你一定会失败”。而且大家知道我讲话比较绝对,类似“你有可能会成功”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我从来不讲。具体来说,像TCL李东生合 作、收购了阿卡特尔以及法国的汤普森,明基收购了西门子的移动业务。阿卡特尔也好,汤普森也好,西门子也好,不都是国际名牌么?不都有着全世界最先进的技 术么?既有品牌又有技术,再配合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哪有失败的可能,当然应该成功了。

  但是,今天大家读完我对产业链的分析之后就不应该这么想,读者应该和我一样同时直面批评他们一定会失败。为什么?因为劳动优势只是一块钱的百分之二十 五,而在十块钱里只占了两毛五分钱的劳动成本优势根本没用。一两年之后,两家公司的合资业务轰然倒塌,根本走不出去。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说,今天中国企 业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国企和民企哪个更有效率的问题,而是在这种国际产业链分工之下,如果国企和民企不能急起直追的话,有可能双双被淘汰,事情就是如 此之严峻!

  产业链阴谋与二元经济的成形

  产业链阴谋下的中国企业的本质就是在夹缝中苦苦挣扎。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却极快,每一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这又是怎么回事 呢? 这是因为我国这十余年来的经济发展的思维就是扭曲畸形的。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以推动GDP的方式(也就是我所批评的以GDP为纲的理念)拉动了中国经济增 长。我以GDP的组成为例,欧美日本的GDP当中70%是消费,也就是社会需要什么物品,就生产什么物品,因此是正常的经济成长。我国GDP当中消费只有 35%,是欧美日本的一半,这种消费不足的现象主要还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所导致,老百姓必须存钱上学,住房和看病,因此不敢消费。那么我国 GDP其余部分是怎么构成的呢---------也就是超过一半的GDP都是固定资产投资,而欧美日本的固定资产投资只有我们的一半。什么是固定资产投 资?也就是读者到处可以看到的高架,桥梁,地铁,地产等等。这些过度的投资带动了经济的成长。所以我国经济就是一个畸形扭曲的“二元经济”,一方面是由于 产业链定位错误苦苦挣扎的制造业,另外一方面是极其火爆以拉动GDP为主导的建设工程包括了钢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替他们融资的银行 等等。前者占了经济总量的七成,而后者占了三成。这种二元经济就是中国的特色,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政府政策的错误,使得二元经济现象更加严峻。

  第一个错误就是以拉动GDP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政策,无疑的造成投资过多,而消费过少的局面----------- 我们工厂生产出这么多的产品由于国内消费不足,只有出口卖给外国人消费,因而必定造成所谓“出口创汇”的现实情况,我国出口减掉进口的贸易顺差几乎是日本 的两倍,而达到9%的高水平,因此外汇迅速积累。截至2008年七月为止,我国外汇存底已高达1.8万亿。这么多的外汇给了欧美各国极好的借口压迫人民币 升值,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使得二元经济当中产业链定位错误的制造业更加雪上加霜,使得制造业部门变冷,而火爆的建设部门相对的持续发热。

  第二个错误就是劳动合同法的不当推出,这里我要做一个表态,劳动合同法本身它的意义是重大的,我相信全国老百姓包括企业家以及劳动者,对于劳动合同法 的本质意义都会赞同。问题是这么重大的法案,竟然没有经过反复的讨论论证,更严重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的试点就全面的推出。仓促推动之下,进一步打击了过冷 部门制造业的投资营商环境,而使得过冷部门更冷,而过热部门相对持续发热。

  第三个错误就是宏观调控的错误,------------政府看到了股市和地产的过热就持续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具体举例而言,2007年年初到年 中阶段,深圳的房地产市场非常的火爆,那时候媒体都报道说,老百姓对我们经济发展更有信心了,深圳地区经济发展更成功了,所以深圳房地产才会火爆。大家还 记得我当时的解读吗?我说内地专家学者的这种看法错了,本质上,深圳地区房地产之所以火爆是因为深圳的经济发展更衰退了!实际上,是因为企业家更不想继续 经营实业了,因此那些本应该投资在企业的钱,他们决定不投资了,而拿出来炒楼,所以,换言之,房价上涨的原因是经济更坏了,而不是更好了!这甚至可以解释 成“回光返照”的现象。我这个看法当时有很多人反对,当然也有不少人甚至完全没有听懂!而到2008年一月份和第一季度公布的统计数据完全证明了我们的观 点:深圳地区倒闭的企业几乎居名列前茅。

  同样,2008年的上半年,我分析认为深圳市中心楼盘价格依然坚挺,而附近中低价房会跌价。因为这些企业或企业家把本应继续投资实业的资金转作投资, 用来买高价房,从而全面拉动中低盘房价,形成泡沫现象,再因为宏调和消费力不足的造成中低价楼盘全面跌价。那么高价楼盘还会坚挺多久呢?他就要看企业家资 金的动向,而不是看经济的动向。只要企业家抽出资金就会给高价楼盘带来降价压力。

  那么整个中国经济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可以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你们认为,今天的中国企业是过热吗?如果中国企业过热,企业家的日子怎么这么难过 呢?!如果你现在从事的恰好是制造业的话,那么你此刻所感受到的是不折不扣的萧条而不是过热。如果你因为不切身从事而还没感觉到,那么请你去看看飞跃等出 口型企业现在的困境吧!

  可是,为什么政府说是过热,甚至动用这么大力道控制通货膨胀呢?2008年6月,越南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导火线就来自于这个国家通货膨胀失 控,通货膨胀高达25%,一般老百姓看到了越南货币不断的贬值,他们就换美元,换欧元,换其他国家的货币,甚至是换黄金。到最后发现,换美元非常的艰难, 不让你换了,怎么办呢?就开始大量的囤积抢购物资,希望能保值。越南本地银行都不愿意做房地产购屋贷款,不想用越南货币做,怕贬值。这种现象的冲击使得我 们的政府更有决心进行宏观调控。因为,我们的政府认为,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

  你们可能会问我,什么是流动性过剩。简单的讲,流动性过剩就是我们手上的钱太多了!我们手上钱多了以后,买楼房就造成楼市泡沫,买股票就造成股市泡 沫,买产品就造成了通货膨胀。因此用流动性过剩这个理由可以解释2007年所看到的一切现象,包括楼市泡沫、股市泡沫,以及通货膨胀,所以我们的宏观调控 是延续了过去四年来的紧缩政策一直到今天为止。在07年你可以糊涂,因为楼市泡沫,股市泡沫,通货膨胀你可以用简单的钱太多来解释,可是2008年,你看 不到楼市泡沫了,你反而担心,楼市要下跌,股市更不用讲了。股市大跌的程度几乎全球名列前茅。那是流动性过剩吗?!通货膨胀确实是有,说不定更严重了?目 前的经济现象已经让流动性过剩理论破产了!

  如果把目标搞错了,在二元经济环境之下推动这种控制流动性过剩的宏调是什么结果,可以通过三个管道彻底的打击了二元经济的制造业部门。

  第一个管道, 银行从过冷的民营企业部门大量的收回流动性,打给过热的地方政府继续从事地方基础建设,这就是为什么四年宏调下来,我国广义货币的增长率依然在18%的高 水平,这么多货币供给为什么企业家享受不到实惠呢?因为这些钱通过银行体系从民营制造企业手上收回更多的钱,给地方部门从事地方建设了,这样让二元经济当 中过冷的部门更冷,过热的部门更热。

  第二个管道,就是处在过冷部门的民营企业家面临宏调所带来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升的压力、再加上第一个错误造成的汇率的不断上升和第二个错误 劳动合同法不当推出等因素,让这些过冷部门的制造业企业家再也干不上去了,所以就把很多应该投资的钱不投资了,从过冷的部门抽出来,打入过热部门去炒楼炒 股了,这就是06年开始的股价上涨,也是06年开始房价上涨的主因,那是因为在二元经济环境下,过冷部门的资金大量转入过热部门所导致的,根本不是流动性 过剩。

  第三个管道,我称之为海尔现象,海尔筹集150万资金自己去干房地产,很多媒体说那是海尔战略重新出发,我说不对,那是海尔在过冷部门的家电制造业干 不下去了,就从过冷的制造业部门抽出大量资金,打入过热部门,干开发商了!这种现象也使得资金从过冷获得部门转移到过热的部门。

  这三个管道无疑的使得资金从过冷的部门逆流转到过热的部门,使得过冷部门更冷,制造业逐渐萧条,而过热部门更热,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四年的宏调会失败。

  二元经济和股价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二元经济的理念来解释股价的走势。2006年股价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上面第二个原因使得资 金逆流转到股票市场,而造成股价大涨,根本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环境更好了。 2007年5月30日政府调升印花税的举措使得股价大跌,但是从五月底到11月的股价大涨却是由大盘股所拉动。当时的大盘股都是那些股票呢?就是地产,钢 铁,水泥,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大型国企,替他们融资的银行,当然还有证券公司。请各位读者回忆一下,这些部门是不是就是我前面讲的二元经济中过热的部门 呢?换句话说,当时股市所谓的二八或三七现象拉动了股指,其中的二或者三就是二元经济中过热的部门。到了11月我已经开始呼吁股民注意股市可能的向下波 动,听了我的话的股民都逃过了一劫。我当时为什么不看好股市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大盘股涨幅太快,一定会回调,而其他股票都是过冷部门的股 票,没有涨的可能,因此二元经济中的过热部门股票一定会回调,而过冷部门的股票没有理由涨,其结果就是大盘一直跌到今天。

  二元经济和金融超限战引发的通货膨胀

  二元经济引发通货膨胀------------读者一定很好奇,这种恶化二元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控制通货膨胀吗?当前的治理思路就是简单认为我们 当前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流动性过剩了,所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涨价,换言之,宏调的目的就是靠提高利率和准备金率收回一定量的流动性,就可以克制通货膨 胀了!是吗?如果真是这么简单的话,我们就太幸运了!我最近和媒体朋友吃饭,媒体记者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郎教授你瘦了。我说对的,他说为什么。我说猪肉贵 了,我就趁机减肥。

  你们认为猪肉价格上涨,粮油的价格上涨,是因为你手上的钱太多吗?!如果真懂经济学的话,就不用讲经济学的理论,用一个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讲出来就对 了。猪肉价格上涨了,是因为钱太多了吗,各位读者想想,如果你钱多了,你会去抢购猪肉吗?!甚至有人认为大米价格上涨也是流动性过剩,难道读者有钱的话要 吃五碗饭吗?!你用膝盖去想想,你就会知道流动性过剩是胡说八道。读者哪有可能因为手上有钱可能就多吃大米呢?!也不可能多买猪肉啊!我们食品价格上涨多 少,按照官方的公布22%,猪肉76%,实际上比这个高。食品价格上涨这么快,你可以找任何理由,千万不要讲是因为大家手上钱太多,根本不可能,有钱的人 不会去多吃几碗饭,但他可能去买奢侈品,买LV包包有可能,食品价格这么高而且远超过其它货品就充分证明流动性过剩是错的。那为什么涨这么多呢?!就要从 二元经济开始讲了。

  在二元经济里面,过热部门是膨胀的部门,所以价格就上升了,这可以理解。那么,你认为,过冷的部门的价格会下跌吗?不会。过冷的部门价格也会上升,无 论是过冷过热部门的价格都是涨的。例如猪肉就是过冷部门的产物。猪肉价格怎么上涨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二元经济现象。养猪肉的民营企业家跟其它行业企业 家是一样的,他们所面临的投资营商环境也是急速恶化。什么原因呢?就是进口饲料价格大涨,还有猪瘟。按照我的二元经济理论他们会怎么做,他们就不养猪了, 而把应该投资买小猪的钱不买了,而去炒楼炒股了。所以今天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就是农村养猪户从过去的猪肉供应者,变成了今天的猪肉消费者,就这么简单。也 就是说,当把你猪宰了以后,你发现后继无猪。政府为了鼓励农民养猪,而提供了各种优惠措施,如果农民不小心把猪养死了,政府还会补贴五百元的丧葬费,但是 为什么大家还是不养呢?因为这些补贴弥补不来营商环境恶化带来的损失。

  金融超限战(超过传统战争限制的新战争)引发通货膨胀-----------最近石油期货价格涨到130多美元一桶,大米价格飞涨,按照经济学理论似 乎很难解释!很多经济学家是只认死道理,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给读者一个数据大家就懂了,每日石油供需基本维持在8700多万桶,而且有时候市小幅度的供 过于求。此外,2008/2009年度的全球农产品供应量大约是21.6亿吨,而需求量接近21.5亿吨,年底库存接近3.4亿吨,这是小幅度的供过于 求,两个市场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供不应求现象。那么为什么石油价格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呢?显然不是供求的问题所造成。原因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 战时代-------产品定价权不再由供需决定,而是由国际金融炒家所决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超限战争的年代。

  为什么金融炒家进入大宗物资的期货市场呢?请读者想一想,炒期货的成败,有一个必备的原则,那就是经济基本面一定要配合你的炒作方向,比如我今天赌这 个股票会涨,你就要肯定未来一定有人会买这个股票,比如说你认为大米会涨,你就一定要确认一定有一个国家去大买大米。你一定要掌控基本面才能炒期货,否则 容易失败。

  我们来看看国际金融炒家是怎么想问题的。他们一下子就看到了中国,各位读者知道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吗?我们石油价格才涨了13%左右,全世界期货市场的 石油价格当天一下子大跌,因为中国人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价格上涨,因为中国人太多了。就以国际金融炒家的立场来看问题,中国人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大 涨,这不就是基本面吗?因此在中国人买什么东西之前先买,比如从一百块炒到三百块,再卖给中国人,国际炒家就赚两百块。生产者没赚到好处,我们大亏,这就 是国际金融炒家的阴谋。

  金融超限战的原则就是取得定价权----------国际金融炒家为了取得产品定价权就开始选品种,首先他挑到了大米。为什么是大米?而不选小麦,这 就是水平呀!因为喜欢吃大米的国家相对吃小麦国家而言,一般而言都是比较贫穷的。这些贫穷国家的老百姓吃大米,如果买不到大米怎么办?就饿死了,但是不是 简单的饿死就算了,这会造成政局的动荡!所以,把大米价格一炒高以后,这些吃大米国家的政府立刻面临倒台的危机,因为买不起大米。而且大米价格一上升,稻 米出口国就配合国际炒家,像越南一样,不让大米出口,为什么呢?首先保证本国人民不被饿死,因为一饿死政府就倒台,亚洲这些产稻米的国家不让稻米出口了, 读者想一想如果不让稻米出口是什么结果呀?价格更涨。那些穷国,比如说菲律宾就更买不起大米了。国际炒家就这么厉害,大米价格一炒高,各国政府为了保全政 权的稳定就不出口大米,越不出口,价格越高,穷的国家更买不到大米。其必然结果就是这些大米进口国一定会有人饿死,一旦走到这么一天,这些穷国一定会尽自 己的最大力量,砸锅卖铁,求爷爷,告奶奶,到处借钱,他们什么都顾不上,而只能去国际市场上用高价格买大米,以防止自己本国的老百姓饿死。如果所有的国家 都是这个逻辑,怕老百姓饿死,连带的使政府倒台,在所有国家都不出口稻米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国际炒家最高定价,只要有一个政府去买,这个价格就是市场价 格。就像炒股一样,如果有人在13块交易,市场价格就是13块,12块交易,市场价就是12块。因此,这些穷国家的政府在求爷爷,告奶奶,砸锅卖铁的情况 下,筹出这么一点点钱在国际市场上只要一买稻米,这个最高的天价就是稻米的市场价。在这个时刻读者知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就是稻米的定价权由过去的供 需双方决定,改成了国际金融炒家的定价,也就是国际金融炒家取得了最终定价权。

  由于是国际炒家取得了最终定价权,所以供需不重要,世界大米供过于求,石油供过于求,价格却不跌反涨,因为2008年的大宗物资价格是由国际金融炒家 决定的,他们说几块金钱就是几块钱。他们找代理人来放话,例如在中国游走的罗杰斯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例如他曾经说过粮食价格上涨将会饿死人,这不就是国 际炒家透过饿死人来达到控制定价权的目的,而透过这些代理人发话吗。

  这种国际通货膨胀怎么影响我国的物价呢?我以东北大豆为例。中国东北黄金大豆原来是中国最好的,现在美国的大豆进来了,美国大豆比中国的大豆好,因为 出油量高达23%,而且价格比我们东北大豆便宜12%。刚开始的时候,因为美国大豆便宜了,所以大豆油也便宜了,因此拉低了其他品种食用油的价格。但从此 以后我们的大豆失去了定价权,而由国际炒家取得了定价权。最近国际粮价大涨,所以逼得我们食用油价格不得不上涨,造成进口通货膨胀!举例而言,我国今年全 年农产品供应量10,000亿斤,而需求高达10,350亿斤,其中供不应求的 350亿斤要靠进口,各位读者猜一下是什么?对了,基本是大豆。

  我讲出来读者觉得很简单,都听懂了。如果我不讲,读者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国际炒家的厉害,我把他的逻辑分析给读者讲的清清楚楚。比如说罗杰斯在 半年前呼吁大家要买农产品衍生产品,为什么?完全因这个阴谋铺路,他讲什么,什么就要涨。这就是国际金融炒家的厉害。读者读到这里一定觉得很悲哀,你们肯 定会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们要联合其他国家,我们要彻底打败国际金融炒家。读者们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想不想要要打败国际金融炒家啊?我们意气风发地联 合几个国家一起来围剿国际金融炒家好不好?

  但是读者应该知道会有什么结果,那就是我们可能一起被打败,因为国际金融炒家很少失败,而且今天的战争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金融超限战”。而要在这一 场战斗中取胜,只有两个重要原则,第一你必须有最充沛的国际资本;第二必须有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我把这两个前提丢给各位读者,你觉得我们具备吗?是 的,我们只具备第一项充沛的国际资本,第二项具备吗?很遗憾的,中国13亿人口,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不具备。因为我只知道理论,我没有亲自操刀过。更可悲 的是我们连试试的机会几乎都没有,因为一试就失败!90年代日本经济崩溃谁造成?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谁造成的?2008 年越南经济危机谁造成的?------都是国际炒家。很无奈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就是,国际炒家可以动用几千亿资金轻轻松松打败了各国政府。我想举个让我 们痛心的例子,2007年底,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宣布次债危机该行遭到巨大损失,但是他们透过我国建行的上市赚取了1300亿元,也就是每一位读者都付了100元给美国银行。他们为什么 能赚这么多钱呢?因为国际金融炒家取得了建行上市的“定价权”,从而压低定价图利自己。对比而言,我国主权基金购买了黑石基金遭到了巨大损失。以美国银行 和我国主权基金的水平相比,证实了我国确实缺乏世界顶级金融操作高手。

  总的来说,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一个二元经济环境和国际进口通货膨胀两个扭曲的力量勾结在一起,我请问一下,这是流动性过剩吗?!只要读懂了我这篇文章,读者就完全理解了为什么食用油、大米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上涨,那就是二元经济配合上进口通货膨胀造成的。

  那么怎么办呢?难道就只能坐以待毙,束手就擒了吗?我想给读者讲一个小故事。韩国总统李明博要进口美国牛肉,读者知道不知道韩国民众为什么这么激动要 冲击韩国政府呢?!读者以为韩国人只是好斗吗?我告诉各位读者,韩国人比我们聪明的多得多,他们从亚洲金融危机学来太多经验那就是韩国一旦成功了进口美国 牛肉以后,美国牛肉特别的便宜,他将席卷全韩国牛肉户,把全韩国养牛户淘汰,到最后,韩国牛肉价格将被国际金融炒家掌控!所以我个人认为,韩国老百姓反对 政府进口牛肉是有原因,因为只有自己生产,才不会被别人所控制,就这么简单!

  我们今天大米价格为什么这么低,而国际价格是我们国内价格的四倍,因为是我们自己生产的。石油价格为什么还可以扛一下,因为我们自己产油。但我们扛不 久,因为造成大量的浪费,很多人因为石油便宜就胡乱开车,甚至香港的货车统统到深圳加油,这就是一个负担。我今天通过这么长的文章,把大家过去认为流动性 过剩的理念彻底的打掉,流动性过剩确实是存在的,但不是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原因。我们发现楼价上涨、股价上涨也是因为二元经济造成的,是因为 投资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家不干了,去炒楼炒股造成的,通货膨胀也是二元经济环境所造成的,过热部门的有膨胀,过冷部门生产不足也有膨胀,以大豆油为例,不 但有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还有进口通货膨胀的问题。这就是今天所处的投资营商环境。

  产业链阴谋与两只秃鹰的金融超限战

  前面谈到二元经济下我国制造业逐渐萧条的现实情况,我想请读者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办。我想换种方式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咱们玩什么游戏呢,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个外国人,你会怎么对付中国?假设我所讲的这一切外国人都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事实上,今天的天空翱翔着两只秃鹰。这两只秃鹰看着我们中国的企业,慢慢流血而死的尸体,即将飞扑下来,把我们的尸骨啃得精光。它们在天空边翱翔,边 飞边流口水。大家想一想,这两只秃鹰是谁?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有多少人以为青岛啤酒还是国有企业。在2008年的年中,它还是国企,青岛国资局控股百 分之三十。请各位上网查一下,第二大股东是谁,它是美国安海斯布希,占百分之二十七。它只要多买百分之四的H股,就可以达到百分之三十一的控股权,突然之 间,青岛啤酒就会变为外资企业。安海斯-布希公司当初是怎么进入青啤的?青岛啤酒在2001年的时候由于前任的首席执行官政策执行不当的结果,使得公司业 绩大幅下滑经营面临极大困难,负债率高达89%,在这种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青岛啤酒发行了14亿元的可换股债券,卖给了安海斯-布希公司,安海斯-布希公 司将可换股债券转换成27%的股份,基本上而言,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趁人之危进入了青啤。

  安海斯-布希公司就是头上翱翔的第一只秃鹰,他叫做产业资本。产业资本对中国企业的掠夺,其可怕程度大家必须要清醒知道,而对这一点,我预警大家应该及早的注意情况的发展。

  那么二只秃鹰是谁?讲讲徐工,徐工是重工业领域,美国的凯雷基金想收购徐工,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提出坚决反对,我的反对理由非常坚决,那就是国 有企业的好坏,不能以净资产做评估标准,一个企业的价值,不取决于净资产,而取决于这个企业的永续经营能力,因此我反对徐工出让给凯雷。而且更值得我们关 切的是假设徐工以100块的价格被卖掉,凯雷基金将可能会以十倍的价格,将它分拆转卖掉,到时候他就会赚大头。或者凯雷将徐工整合进入整条产业链而获取整 合的巨大收益。凯雷基金是谁,凯雷基金就是天上翱翔的第二只秃鹰,它叫做金融资本。最近凯雷基金再次说服了徐工,而正式的控股了徐工,我为之叹息。我相信 凯雷给的条件非常优惠,因为无可置疑的,凯雷将从这次收购中获取巨大利益.

  欧美国家通过头上两只秃鹰,进入中国,看着我们的企业逐渐流血而死的尸体,伺机飞扑下来,啃食我们的尸体。很多人可能就会有个疑问:我们企业家这么努 力的工作都不能赚钱,老外凭什么能赚钱?我坦白地告诉大家,你们这句话问错了!我们不赚钱,老外也不一定能赚钱,但是我想要告诉各位读者的是:这一块钱制 造业赚不赚钱不重要,你这一块钱的制造业最多赔多少钱,最多赔一块钱吧,但是整条产业链创造出十美金价值,因此制造业赔多少钱都无所谓,因为可以从6+1 的6把1的亏损全部赚回来。因此对于两只秃鹰而言,它们并不是看制造业能不能创造利润,而是看能不能把制造业融入到产业链当中,这就是头上的两只秃鹰的产 业链战略,而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我们还在搞招商引资,欢迎他们进来洗劫我们的企业。当头上的两只秃鹰把我们的制造业融入到整个产业链当中之后,读者们相不 相信,这些制造业虽然变成了两只秃鹰的产业,但是秃鹰仍然会把制造业继续放在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继续浪费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环境,剥削我们的 劳动,这就是所谓的“国际分工”。目前外资对我国企业的收购就像井喷一样,我国利用外资占GDP的比重已超过40%,外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55.48%,外资企业占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7%。

  法治化游戏规则的缺乏助长金融战

  在这种格局之下,有一种话题也是各位读者想问我的话题:郎教授,工厂都在中国,难道你反对我们中国国际化吗?难道你反对外资进入中国吗?我当然不会反 对,我是最赞成国际化的,但是我想提醒读者,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极左思维给我们国人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是目前内地专家学者的极右思维依然给中国带来的极大灾 难。我们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我们需要中间路线,而达到中间路线的法则,就是透过精英政府以严刑峻法建立一套法治化游戏规则来规范政府,企业和老百姓。 当然很多人对政府是否有能力做这件事提出质疑,我只能说我期望我们政府能做到。

  资本主义的本质从来都是掠夺,从来没有改变过,从 150年前大清王朝到今天都没有改变过,只是150年前它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前导,炮舰为后盾,而今天却是以国际化为前导,金融为后盾,其掠夺的本质是不会 变的。但是读者们都会提问,产业基金也好,金融资本也好,难道我们不让他们进来吗?

  我们当然是有条件的欢迎他进来!不过为了讲清这个问题,我举个农民种地的例子来做解释,大家可以想象农民如何做灌溉呢。灌溉其实很简单,你把这个水闸 打开之前必须得先挖沟渠,沟渠挖好之后再把水闸打开,让水顺着沟渠流到需要水的农田。可是如果你忘了挖沟渠怎么办呢?水闸一开,洪水不就漫流大地把良田都 淹了吗!

  哦,农民同志都知道的事我们会不知道吗?什么是洪水泛滥?那就是大欺小强欺弱,我们今天的国际化包括头上的两只秃鹰,就是打开水闸之后,忘了挖沟渠了,洪水漫流大地,把我们内资企业的良田美地都淹没了。这就是我所反对的国际化!

  那么大家想一想什么是沟渠?我们绝对欢迎国际化,我们绝对欢迎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但是也要挖沟渠,大家知道什么是沟渠吗?那就是你一定要 指定一个严刑峻法的法治化游戏规则,这个规则是要控制这个国家的所有个体包括政府包括国有企业包括百姓。如果缺乏一个严刑峻法的法治化游戏规则,而盲目的 引进外资,你陡然放两只秃鹰在天空翱翔,这两只秃鹰将会像洪水一样席卷大地,把良田都淹没,因此未来的格局一定是大欺小,强欺弱。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这种无沟渠的环境下,他们对我们企业的掠夺简直让我们国内工厂欲哭无泪。两者相比,产业资本更可怕,他们一旦看上了我们的企业, 简直可以说我们不卖都不行。举例而言,德国施奈德想要收购正泰,而正泰不想卖,结果施奈德到处控告正泰抄袭仿冒,到处打官司,我相信把正泰搞烦了,他说不 定就卖了。为什么这些产业资本这么嚣张呢?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没有挖过沟渠的中国,因此可以用这种不正当的手段大欺小强欺弱。

  产业链阴谋下中国企业的危机

  表面上,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今天的中国享受着“世界工厂”的美誉。“中国制造”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在世界每个角落几乎随处可见,成为当地人的 生活必需品。可以说,“中国制造”已经行销全球。比如说根据研究,在工业制成品中,中国已有超过130种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实际上,中国只不过是 国际产业链的分工里利润最薄的一环。事实上,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国企业做实际制造那部分如果赚到一块钱(10%)的话,那么对于外商,做这种产品设计与研 发以及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这部分能赚到九块钱(90%)。换句话说,我们就是用这不到10%的价值,积累了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意味 着我们同时为国外贡献了18万亿美元,这几乎是全国80年的工资总额!

  那么什么叫做国际产业链分工呢?我们不妨以玩具业为例来看,一个芭比娃娃的前期产品设计、市场调研等均在美国完成,中国工厂只不过进行“ 来料加工”或“来样加工”,而后期的仓储、物流、批发、零售也是由外商来做。换言之,就是在国际产业链中真正做制造的是一块钱,我们称之为“硬一元”,而 做这种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这部分的产业链叫做“软九元”。国际产业链分工背后是怎么回事呢?本质是通过“软九元”将劳动密集型的同时也是最 不赚钱的部分外包给中国工厂,外商凭借其主导的产业链,靠其在订单上的优势,实际上支付给中国工厂的价钱可以远远比其自己制造还便宜。“硬一元”不是不赚 钱,但问题是“硬一元”里最核心的产品设计能力外商从来不会与中国合资企业分享;与此相反,外商或者透过立体营销,全面挤压中国品牌,如果强攻不下,就透 过合资、合作、收购等方式,悄悄地消灭中国的这些具备一定“硬一元”核心能力的企业和品牌。而我们地方政府非但完全不晓得这一点,反而不分好坏欢迎一切外 商投资。

  以玩具业为例,一个芭比娃娃我们的出厂价一块美金,在美国的沃尔玛零售价格是9.99元美金,那一块美金,原料占了0.65%,生产价0.35%,那 么你晓不晓得我们能赚多少钱?几美分了不起了吧!我们不停地剥削我们的劳动者,浪费我们的资源,破坏我们的环境,却用这么贱的一块钱的价格卖到美国去,而 外商最后以9.99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席卷了所有的利润。而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下,中国代工厂事实上没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代工厂既不具 备“硬一元”的核心能力,也不懂得掌控“软九元”。这样外商就有机会可以有意识地操控中国代工厂,挑起中国企业之间的价格战,这样让中国企业没有多余的资 金积累,进而无力进行核心能力的积累和开发!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中国企业永无出头之日!

  换句话说,外商透过掌控全球产业链,可以轻而易举地挑起中国厂商的价格战,进而让中国制造走向恶性循环。如何挑起价格战呢?举例而言,还说玩具业,美 国前三大进口商透过历史上不断的并购如今基本上垄断了市场的全部订单。假设说其中最大的美泰手中有一亿张单,那么美泰怎么主导价格战呢?第一年美泰给A厂 五千万订单,给B三千万,给C两千万,给大家很好的利润,鼓励大家好好干,来年会加订单。到第二年,美泰给B四千万订单,给C三千万,只留给A三千万;这 时候A肯定不敢有什么怨言,而且甚至会表示愿意压低报价,要不然还有两千万产能吃不饱呀!为什么A愿意报低价?因为代工业有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扩产容易, 但扩产都是一次性固定投入,扩产之后的维护成本会逼着代工厂不敢减产,因为签单的时候外商只给一个边际的毛利率,根本不考虑你有多高的固定成本。而实际 上,真正的好戏还要等到第三年,按照我们代工厂的惯性思维,B会扩产到四千万产能,C扩产到三千万,而A因为我前面指出的代工业的固有问题,还会维持五千 万的产能。现在美泰可以跟三家摊牌:现在你们现在的产能总共一亿两千万,而我手中只有一亿的订单,我只需要你们中任意两家就足够了,有一家今年很可能要出 局。然后引入网上同时报价的办法(这正是现在的做法),让三家在短时间内同时独立报价。结果一目了然,很有可能B和C开出的价格仅有成本价,而A甚至报出 一个低于另外两家成本的价格,因为不开工就只能亏钱,而开工还能少亏一点。而且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中国代工厂只能忍气吞声,任打任骂。在这种背景下,大家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泰将责任推向中国代工厂时,中国老板只有自杀以明志了。

  更为可悲的是,在中国最擅长的制造环节,也就是产业链定位错误的环节,也正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宏观调控的压力,汇率的上升,劳动合同法的不适当推出 以及通货膨胀的压力。此外,频繁因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国际贸易纠纷,印度、越南等更低成本国家的替代竞争压力。这些问题正逐步演变成中国制造日见微薄的利 润率,揭示出隐藏在中国制造产品畅销背后的实质上的全面崩盘现象。目前广东企业在这种压力之下,停工和半停工的企业几乎达到30%,而江浙两省停工和半停 工的企业也达到20%。这种现象是暂时的经济周期性问题吗?如果不是的话,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到了年底停工和半停工的企业可能达到了50%?这会释放出 超过几千万人的失业人口,再加上依靠他们生活的大约上亿人的亲属,也就是说有接近上亿人口的生活问题立刻显现出来。这些后续性的危机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产业链阴谋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出路------产业链高效整合

  面对重重危机,中国企业的出路在哪里呢?我想透过一个简单例子------世界知名的服装品牌西班牙的飒拉(Zara),系统地解答这一问题。飒拉的 成功简单的讲就在于整条产业链6+1的高效整合。而我国服装制造业有没有6+1的部门呢?基本上都有,但大多数分属于不同的企业,更重要的是缺乏“高效” 的整合。什么叫做高效整合,简单的讲,我国服装业者走完整条6+1的流程需要180天,而飒拉走完整个流程只需要12 天,也就是他们整条产业链的整合速度是我国服装业者的15倍。

  这种高效整合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是节省成本最有效管道,举例而言,一件衣服库存12天的成本比库存180天的成本起码节省了90%以上的成本。而飒拉 85%的生产都在欧洲,当然,由于飒拉大部分的销售都在欧洲,因此在欧洲生产可以提高速度。但是读者可能会问我,他们在欧洲生产劳动成本不是很高吗?如果 读者还记得我前面谈的TCL和明基想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和国外品牌走出去的失败战略吗?由于劳动成本只占了整条产业链的2.5%,而这正是飒拉选择在欧洲 生产的原因,因为劳动成本在整条产业链中不重要。而真正能节省成本的方式就在于产业链的高效整合,这是我所提出现代意义的成本控制新思维。

  飒拉怎么做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呢?我想简单谈一谈6+1的几个环节,包括仓储运输,终端零售和产品设计。首先谈谈仓储运输。飒拉为了加快运输的速度,他 们在物流基地挖了200公里的地下隧道,用高压空气运输,速度奇快无比。此外,为了加快运输速度,他们用飞机而不是轮船从西班牙将成品运送到上海或香港, 虽然飞机运费很高,但是高效整合更重要,成本会更低。

  再谈一下终端零售。飒拉有意的减少需求量最大的中号衣服,故意弄成供不应求。因为他们发现当妇女同胞想买中号衣服而买不到的时候,他们心中那种极度的挫败感让他们下礼拜又来了。这样不但加快了周转率,同时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此外,飒拉的产品设计的思维也是一绝。他们首先放弃了自主创新的思维,而代之以“市场的快速反应”。我对这点特别推崇,因为要想到放弃大家都认同的自 主创新思维,就是一个最创新的思维。那么他们怎么做市场的快速反应者呢?我举个例子,为什么妇女同胞总认为衣橱里少了一件衣服,肯定是她们不知道自己到底 需要什么类型的衣服,如果她们知道的话,他们就会去买了,因此衣橱就不会缺少一件衣服了。如果消费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衣服,企业搞自主创新的产品 能讨好这些消费者吗?显然不行。因此,什么才是最好的策略呢?那就是做市场的快速反应者,怎么做呢?首先想一想,能卖掉的衣服肯定是消费者喜欢的衣服,假 设100件衣服前天卖了12件,昨天卖了6件,今天卖了7件,他们就根据这三天卖掉衣服的共性设计衣服,根据趋势变化稍作修改,而不要创新。这样不但大幅 缩减了产品设计的速度,而且可以在市场需求还没变化之前迅速推回市场抓住市场脉动。他们几天可以推回市场呢?12天,这么短的时间当然可以抓住市场脉动。 但是12天的速度就是产业链高效整合的结果,如果我们的速度是180天的话就根本不可能当市场的快速反应者。

  我想总结一下我的观点,飒拉透过产业链的高效整合大幅压缩成本,而同时透过高效整合作市场的快速反应者,因此他们的衣服总是最新潮,最受市场喜爱,虽 然品质不一定很好,但是这年头谁还穿一辈子同样的衣服呢?因此品质没那么重要了。飒拉的产业链高效整合思维应该对我们的企业非常有启发,因为这才是我们企 业的未来战略出路。

  政府产业政策的思维转换

  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产业链战争的新时代,因此政府推动的产业政策就格外的重要。过去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例如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丢了,技术 也没换来。这两年很多地方政府呼吁企业搞产业升级和品牌战略,我认为这又是一个误区。所谓的产业升级,不应该仍然在6+1的1上面搞升级,而应该从1升级 到 6的环节。此外,以飒拉为例,品牌的建立是产业链高效整合后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企业成功的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倒果为因。政策的转变必然牵扯到思维转变的先 行,我期望政府,企业,都能发挥思维的创新,进一步的理解这篇文章的观点,才能真正地走出低谷。

  结语

  最后,我很痛心地告诉读者,2007年我写的“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文章刚刚发表的时候,全国正洋溢着股市楼市的欢乐气氛,甚至有人认为我唱衰中国经 济,而对于那些粉饰太平的专家学者反而给与了更多地关注。这个时刻我想起了屈原所著“离骚”的一段话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夫复何言啊。2008年年初南方人物周刊对我做了这个评论“如果郎咸平是对的,其他人都错,那中央从紧的货币政 策,非但是下错了药,还是个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毒药”。但是今天我对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胜利没有丝毫的喜悦,因为我们老百姓并没有因为我的八大危机文章 而改善了生活,反而陷入更艰难的生计。我这次发表的文章希望能够在八大危机的基础上,唤醒政府,企业和百姓的共识,共同为着中国的未来,走一条正确的路。 最后,我想沉重的提醒这个社会,专家学者粉饰太平的言论虽然能够取悦政府,但今年却让政府和全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本文来源:极视财经·郞咸平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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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July 14, 2008

王怡:愿死者记得我们

本文出自楚望台的法律评论「ChuWangtai.cn

  在四川,当情感和内心的慌乱、灾难的尖锐性、余震的回响,甚至悲伤和怜悯的高潮都开始沉淀时,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媒体已在活着的众人面前记录了这场灾难;接下来,我们要如何在历史中记录这场灾难?我们又将如何惊魂未定地,向孩子们讲述这一切?
  
  告诉他们,这是人类罪愆的报应?告诉他们天灾多为人祸?告诉他们这是绝对的偶然,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一个瞬间归零?或者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或者说,人定胜天,我们最终会战胜大自然?还是告诉他们,其实爸爸妈妈和你一样无知,一样渴求答案,一样盼望奇迹。
  
  专家说,这一次,可能是陆地上发生过的最大能量的地震。在这种灾难面前,每个人的价值观,每种文化的回答,每一种讲述灾难的方式,都面临着被颠覆、被修正的可能。我们怎么去记录和讲述呢,连我们的语言都开始被震动了。
  
   每一个证据勘验的故事里,高超的法医都会这样说,“死人是会说话的”。死者将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知道的事。当我看见瓦砾下孩子们尸体的照片,就不可抑制 地想到了法医的信心。近9万名死亡和失踪的生命,在这个鼎盛的时代,以各种姿势一起横陈在古老的大地上,或躺卧,或蜷曲,或跪立;他们的面容或镇静、或哀 伤,或惊恐。我们若不能听见他们在说什么,我们如何记录,如何讲述?我们在死者面前,只是自言自语,只是一个劲地说自己的话。
  
  如 果512之后,何祚庥院士仍坚持认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那这场地震对他而言,就没有意义。如果512之后,一位将军依然崇拜凯撒的名言,“我来 了,我看见,我征服”,那么数万遇难者对他而言,就白死了。如果512之后,成都还坚持要在彭州兴建80万吨乙烯工程,那这场8.0级的地震对成都而言, 仍然显得太轻微。
  
  一个公民僵硬的尸体,要一个国家学会敬畏生命。一张死去的脸,要生者学习敬畏人的灵魂。一个死在教学楼里的孩子,则叫我们敬畏民族的未来。一座被摧毁的城市,要我们重新敬畏脚下的大地,和头上的星空。一片劫后重生的灾区,是要我们学习敬畏心中的道德律。
  
   当灾难来自大地或天空的深处时,人通常有两种相反的回应。一是怨恨,一是感恩。怨恨是为我们失去的,如北川一震,毁去了一个县份超过650年的财政积 累。但感恩是为我们得到的。在一场没有逻辑、不被理解、不可抗拒的灾难中,一部分同胞以承受苦难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件事,就像一个遇害者临死前拼命在地上划 一个符号来告诉法医。那就是无论我们多么骄傲,多么强大,多么发达,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在瞬间消失,
  
  意思是说,我们并不是我们所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就像20世纪着名的天主教教士卢云说的,“生命是一份应当去感激的礼物,不是一份紧紧抓在手中的财产”。

  原罪感
  
  90年前,一位内地会的苏格兰传教士陶兰斯,来到这次大地震的主要灾区,也是今天硕果仅存的30万羌族 聚居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及北川一带。他令人惊讶地发现,羌族在服饰、建筑、歌调、婚俗和献祭仪式上,都与被掳巴比伦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民族,非常接 近。近年来在川西北一带从事慈善工作的华人学者梁燕城博士,也曾论及羌族在生活形态上与中东族群的相似。
  
  羌族的献祭,如《旧约》 所记,是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坛,以全身完好、没有折断骨头的羔羊献祭。作为中国族裔的古老源头之一,羌人的献祭,不但饱含了对“天佑中华”的敬畏,也带有 强烈的赎罪意识。他们称天为“灵父”,根据陶兰斯的记载,羌族祭司杀羊之后,将血洒在祭坛上,说“我们洒血是为着我们的罪”。
  
  根据羌族的口传历史,他们的先祖也生了12个儿子。1925年,陶兰斯给一位羌族祭司读《旧约》中的《利未记》第16章,这位老人兴奋地跳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失传已久的圣书啊。
  
   羔羊是无辜的。用羔羊献祭,表达的是人在造物主面前对自身罪过的承认,和对救赎的盼望。尽管陶兰斯的观点,在历史上有较大的争议性。但这次大地震降临到 羌族聚居的地区,令我无法不想起羌族人的羔羊献祭,和他们心中某种古老的原罪感。这种因着对生命、对宇宙秩序的敬畏,而产生的谦卑和对人心中的罪性与黑暗 (台湾学者张灏称之为幽黯意识)的体认,在中国的当代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稀罕的成分。到底是我们对不起这个地球,还是地球对不起我们?像一位诗人为受难孩 子写的那样,“连地球也像一个知道闯了祸的孩子,和我们站在一起”,向死者默哀?
  
  当敬畏感仅仅指向人类自身的性命时,灾难会带来 一种对人的道德的圣化,连经历灾难也成为人类骄傲的本钱。在一些关于救灾抗震的报道里,我已看见这种对经历苦难的圣化,对战胜灾难的骄傲是怎样弥漫的。一 面,地震局反复强调说,这是无法预测的“不可抗力”,英文的意思就是上帝的作为(Act of GOD);另一面,我们却依然大力宣扬着“抗震”、“抗灾”的英雄主义。当敬畏感不能与原罪感相调和时,真正的悲悯,和对人类种种缺陷的反思,就一天一天 被高音喇叭吞没了。
  
  其实古文中,一系列以“示”为偏旁的汉字,都残留着先人以羔羊献祭的谦恭敬畏。如“祥” 字,“示”部表示献祭和敬拜,“羊”是人献上的祭物。我们的祖先曾经这样期盼一个和谐社会,当人献上羔羊为祭时,这就是“吉祥”。
  
  在一切灾难劳苦中,我们的确需要被安慰,但我们更需要先知般惊声尖叫、甚至略显偏激的刺耳声音。不然,就像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在国破家亡的时候,他却这样抨击那些只说安慰话的假先知: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使命感
  
  5月12日下午,大地震发生后仅两个小时,一位江苏的企业家陈光标,就组织了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车辆和120多人的救灾队伍,决定向着四川星夜兼程,几乎与政府的第一支救灾军队同时到达灾区。
  
   这是中国史上一个具有象征性的事件。显示出30年改革开放最伟大的成就,不是GDP,不是高楼与股市,而是民间社会的孵化器。个人与个人,因着营利的、 非营利的、宗教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各种原因,结合成一个个社团,从而形成一个网状的、多元的民间社会。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 的强制性管制,在人类共同体的“治理”中所占的比重是偏低的。而在一个相反的社会中,离开政府的管制,我们就没有其他理解“治理”的方式。
  
  512之前,我们活在一个普遍缺乏使命感的时代。少数人自以为担负着天下的使命,一谈使命,就难免与对他人的支配联系起来。而多数人以极端的个人立场为支点,认为天下滔滔,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其实这两种都是骄傲的版本,也是绝望的版本。
  
  当我在512的下午,从高楼上走下来时,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第一个反应是,上帝啊,我们要如何交账?当一个人死在你面前,不是死在别人面前时,他人固然无权对你说,这件事你必须负责;但你也无法对自己说,这件事真的与我无关。
  
  在绵阳三台中学,一位在地震时独自逃生的教师,被学校开除了。而都江堰光亚中学的老师范美忠,因为在网上撰文,述说自己独自逃生的经历,和认为地震时没有义务帮助学生逃生的看法,引起了轩然波澜。学校迫于舆论,也已停了范美忠的课。
  
   对中国知识界来说,这也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一种仅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在民族的苦难和激情中,发出过许多先知般冷静的声音,并固守着一 个个人与群体的边界。然而,这种轻易拒绝了高贵品质的自由主义,却无法在一件具体的苦难中,建立起我与他人、族群在盟约中的生命关系。花了多少年的代价, 我们才走出了集体。但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地震,却借着无辜者的血,叫我们发现,自由知识分子们正在丧失重新走入集体的勇气。我们可能守住了一个防止强制 性闯入的边界,但我们同时也失去了以爱的力量自愿打破这个边界的能力。
  
  陈光标和范美忠,是这个时代青黄不接的象征。但在大地震的废墟上,我看见民间社会曾被强奸的使命感,开始死灰复燃。每一双紧闭地下的眼睛,依然看着我们,问:我们死后,你们怎么交账?
  
  历史感
  
   在各种地震博物馆的建议里,川籍学者查常平、作家魏明伦、冉云飞、建筑师刘家坤等提出的“5·12汶川大地震遗产保护计划”,是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呼吁。 他们反对对地震遗址的深度清理,主张活着的人,付出一个再大也不会比死者更大的代价,来保留这场大地震的遗迹。包括“六大遗址、三座纪念场所、三个中心、 两个历史博物馆、一座志愿者空间公园”,形成一个从九寨沟到都江堰的“世界最大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群址”。将我们的死亡、灾难、忧伤和盼望,一一陈列在 大地上。
  
  作家萧伯纳曾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更美好”。
  
  我想死去的人也有权 利要求,世界在他(她)死之后,要比他(她)活着的时候更美好。这是一种催生使命感的历史维度,真正的写作、治理、救助、关怀、经营和崛起,都是面向历史 的。当年,麦迪逊和杰斐逊曾争论《宪法》是否应该每隔20年就重新制定一次。因为活着的人已经死了,新生的人凭什么要被一群死人统治呢?
  
   如果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不属于一个共同体。如果死去的人不值得我们低头默哀,不值得国旗为他(她)垂落,他(她)的遗体也不值得我们挖掘、埋葬;那么宪 法的概念也就不能成立。因为宪法在本质上是一个超越死亡的盟约,历史也是。就如小学五年级的阅读课文中,有一篇《地震中的父与子》,说1989年的洛杉矶 大地震中,一位父亲在学校废墟上挖了36个小时,其他孩子的父母都伤心地离开了。他最终救出了儿子和其他14个孩子。这位父亲的信心,并不在乎他知道孩子 一定活着,而在于他持守的一个誓言。就像他的孩子对同学们说的,“只要我父亲还活着,就一定回来救我。因为他说过不论发生什么,都会和我在一起”–无论发 生什么的意思,包括了死亡。
  
  个人的死亡是一个悲剧,因为每个人的死亡都伴随着他(她)独特的苦难。但死亡本身是人类的遗产。换句 话说,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遗产,都是死亡留下的。埋在地下的人,告诉后人这是我们的故乡,告诉我们不要轻易破坏埋过自己亲人的大地。换句话说,埋过我们亲 人的大地,是不可征服、也不应当去征服的。
  
  一个有历史感的社会,需要改变它的发展方式。需要在其文化中呈现出人类的死亡。对于墓 地,流行的逻辑是“不能让死人和活人争地”;对于宗教,流行的逻辑是“今天比永恒更值钱”。不尊重前人的死亡,后人也不会尊重我们的死亡。于是死亡的痕迹 不断在历史中被抹去,在一座翻新改造的城市中,人们看不见过去的死亡,也就看不见历史。换言之,死过的人都白死了;将死的人也要如此。
  
  这正是道德衰微、物质主义成为主流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老实说,让13亿幸存者永远记得那些遇难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正如一位学者说的:
  
  “让活着的人记住死者,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面对无辜的死者,活着的人对生命总是亏欠的。我只有恳请无辜的死者记住我,因为,他们活着,永远活着,而我是将死的。我将属于他们,所以恳请他们记住我”。
  
  一个缺乏历史感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记不住死者,死者也不会记住他们的社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倒了。发生过的事,最后就当没发生一样。
  
  末世感
  
  86岁的乞讨者徐超,向灾区捐出了他积攒的105元。
  
  108岁的景颇族老奶奶梅普格桑,将她为身后事积攒的502元7角3分,捐给了灾区。
  
   这当然是道德上值得褒扬的个人抉择,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两个浸透了末世感的片段。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一件使历史的意义遭受重创的事。无数孩子在地震中成 群结队地死去,不只带来一个对学校和建筑商如何调查追究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对于未来的盼望,被深深刺痛的一个象征。当死亡循序渐进的时候,我们对未来还 有一种假想的秩序感,看见一个孩子呱呱落地,可以抚平三个老人离去的悲哀。我们以为世界就会一直这样,按着固定的程序运转。我们骄傲地以为,历史是源源不 断的自来水,绝不会突然停止、转身甚至倾覆。我们把自己赚来的一切想得太重要了,想当然地以为,连天地和造物主都应该和必须尊重我们的财产权。其实我们的 发展观和价值观,我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都是建立在这个沙土的根基上的。
  
  但大地震最触目惊心的,是死亡的普遍与突然,刺破了这种 科学主义的秩序感。30年多前,一个叫罗马俱乐部的团体,发表了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指出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持续,这一类对世界性灾难的悲观 论调,在西方文化中从来没有少过,一方面,这些观点被高歌猛进的社会当作乌鸦嘴;另一方面,却因着好莱坞的电影而充满了全世界的卧室。512那天,我从无 数人那里,听见对地震场景的最多、最贴切的一个描述,就是“好像一部美国大片”。
  
  一个缺乏敬畏感、原罪感和历史感的社会,对于未 来,要么过于乐观,要么失去盼望。看过无数好莱坞的灾难片,我们从来都对美国人关于末日的描写嗤之以鼻,仅仅对灾难的场面大呼过瘾。因为中国文化中,从来 缺乏一个对末世的启示、描述和警示的传统。我们的世界观是生生不息的一个循环,似乎是一个永远不会破口的鸡蛋。所以直到今天,末世都是一个令人恐慌的词, 甚至被降低到社会学的意义上,成为与“盛世”对立的、一个叫人家不高兴的概念。
  
  所以中国人无论经过什么灾难,依然是最缺乏末世感 的一个族群。我不敢奢望这场大地震的余震,将永远回响在我们灵魂深处,从而有助于改变这一点。事实上,末世是一个充满张力和盼望的概念,正如哲学家齐克果 所说,“绝望是生命得救的良药”。对今生的一个彻底的绝望,在永恒的背景下,反而带来对今生的一个积极的拥抱。就像对集体的深刻的绝望,回到个体性的救赎 道路上,反而会带来对集体的一个重新的爱的接纳。
  
  一个最具有末世感的例子,就是马丁路德的一句话,“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也要走出门去,怀着永恒的盼望,亲手栽下一棵小树苗”。
  
   已死去的孩子,已在天堂歌唱。或许他们很想差一个回来,告诉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如何真实地记录和讲述这一切,才不会到那一天悔恨莫及。但生死有命,人 鬼殊途。不是我们无法挽回他们,是他们已无法劝说我们。我们只能祈祷,愿死者永远记得我们,记得512之后这个国家做了和没做的一切,所发生的全部改变或 死不改变;记得我们的愧疚,忧伤和敬畏,记得我们从此之后的生活方式,和各人或长或短的一生。
  
  让活着的人被死者记住,让我们值得被他们记住。这是我在默哀中的誓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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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27, 2008

一个灾区农村中学校长的避险意识

他矮,胖胖的。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因教学质量高,连续13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周围家长都拼命把孩子往里送。学生最多的班,有80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几乎坐在老师下巴前。

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大地震动,他站不稳,只好与学校的总务长互相抱着。

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

车开得飞快,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

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

上世纪80年代中,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

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新的实验教学楼盖好了,老师和学生谁也不愿意搬进去,哪个都知道没有人敢验收的楼,建筑质量是什么样的成色。

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只好带头搬。

搬进新楼时,新楼的楼梯栏杆都是摇摇晃晃的。灯泡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雪白的墙上,只有底灰,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1997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要求施工队重新在一楼的安全处搭建了厕所,这样,虽然高层教室上课的同学上厕所不太方便,但是,孩子们安全。

1998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生气,找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

1999 年,他又花钱,将已经不太新的楼原来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 栋楼的22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37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50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15厘米。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

学校没有钱,他一点点向教育局要,领导支持,他修楼的钱就这样左一个5万元、右一个5万元的化缘而来。

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16个教室的楼修好。

对新建的楼,他的要求更是严。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建筑外檐装修的术语讲,这叫“干挂”。

因此,即使是如前些天的大地震,教学楼的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

他知道,教学楼不建结实,早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

不是没有见过出事的学校,有的学校墙没弄结实倒塌砸到学生,有的学校组织不好,造成学生踩踏事故。

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会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演习,但娃娃们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

教室里面一般是9列8行,前4行从前门撤离,后4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娃娃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2楼、3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4楼、5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记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

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

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

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放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楼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

老师之所以被要求站在那里的原因是,拐弯处最容易摔,孩子如果在这里摔了,老师毕竟是成人,力气大些,可以一把把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娃娃。

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他管得严,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涌,所有的踩踏都是这样出现的。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

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怕地震扭曲了房门。

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老师站在楼梯上,喊:“快一点,慢一点!”

老师们说,喊出的话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矛盾和可笑。但当时的心情,既怕学生跑得太慢,再遇到地震,又怕学生跑得太快,摔倒了——关键时候的摔倒,可不是玩的。

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的学校要求行事。地震强烈得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不住,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

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临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90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70多位老师,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从绵阳疯了似地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700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

他后来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55岁的他,哭了。

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会扯着大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

他的老师们收入都不高,教师平均月收入1126.78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那时,在大震时分布四处的学生家长们的伤亡数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也是房倒屋塌,求救声一片。但是一个镇里的农村初中,却在大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娃娃连汗毛也没有伤一根。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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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February 27, 2007

史蒂夫·乔布斯: 追随你所爱!

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 追随你所爱! —— 比甲骨文CEO演讲更打动你心的言论!

杜然/译

[域外的朋友给我发来苹果电脑的CEO斯蒂夫·乔布斯在今年6月12日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读后令人不禁动容,其文并无华丽之色,也无英文演讲范例中惯用的排比。遂将全文译出,标题为译者所加,刊登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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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今天能参加各位的毕业典礼,我备感荣幸。(尖叫声)我从来没有从大学毕业,说句实话,此时算是我离大学毕业最近的一刻。(笑声)今天,我想告诉你们我生命中的三个故事,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件,只是三个小故事而已。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串起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原文为“connecting the dots”指一种小游戏:把标有序列号的点连起来,就构成一幅图画——译注)

我在里德大学呆了6个月就退学了,但之后仍作为旁听生混了18个月后才最终离开。我为什么要退学呢?

故事要从我出生之前开始说起。我的生母是一名年轻的未婚妈妈,当时她还是一所大学的在读研究生,于是决定把我送给其他人收养。她坚持我应该被一对念过大学的夫妇收养,所以在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为我被一个律师和他的太太收养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但在最后一刻,这对夫妇改了主意,决定收养一个女孩。侯选名单上的另外一对夫妇,也就是我的养父母,在一天午夜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一个不请自来的男婴,你们想收养吗?”他们回答:“当然想。”事后,我的生母才发现我的养母根本就没有从大学毕业,而我的养父甚至连高中都没有毕业,所以她拒绝签署最后的收养文件,直到几个月后,我的养父母保证会把我送到大学,她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17年之后,我真上了大学。但因为年幼无知,我选择了一所和斯坦福一样昂贵的大学,(笑声)我的父母都是工人阶级,他们倾其所有资助我的学业。在6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这样念下去究竟有什么用。当时,我的人生漫无目标,也不知道大学对我能起到什么帮助,为了念书,还花光了父母毕生的积蓄,所以我决定退学。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当时作这个决定的时候非常害怕,但现在回头去看,这是我这一生所作出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笑声)从我退学那一刻起,我就再也不用去上那些我毫无兴趣的必修课了,我开始旁听那些看来比较有意思的科目。

这件事情做起来一点都不浪漫。因为没有自己的宿舍,我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可乐瓶的押金是5分钱,我把瓶子还回去好用押金买吃的;在每个周日的晚上,我都会步行7英里穿越市区,到Hare Krishna教堂吃一顿大餐,我喜欢那儿的食物。我跟随好奇心和直觉所做的事情,事后证明大多数都是极其珍贵的经验。

我举一个例子:那个时候,里德大学提供了全美国最好的书法教育。整个校园的每一张海报,每一个抽屉上的标签,都是漂亮的手写体。由于已经退学,不用再去上那些常规的课程,于是我选择了一个书法班,想学学怎么写出一手漂亮字。在这个班上,我学习了各种衬线和无衬线字体,如何改变不同字体组合之间的字间距,以及如何做出漂亮的版式。那是一种科学永远无法捕捉的充满美感、历史感和艺术感的微妙,我发现这太有意思了。

当时,我压根儿没想到这些知识会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实际运用价值;但是10年之后,当我们的设计第一款Macintosh电脑的候,这些东西全派上了用场。我把它们全部设计进了 Mac,这是第一台可以排出好看版式的电脑。如果当时我大学里没有旁听这门课程的话,Mac就不会提供各种字体和等间距字体。自从视窗系统抄袭了Mac以后,(鼓掌大笑)所有的个人电脑都有了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退学,我就不会去书法班旁听,而今天的个人电脑大概也就不会有出色的版式功能。当然我在念大学的那会儿,不可能有先见之明,把那些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串起来;但10年之后再回头看,生命的轨迹变得非常清楚。

再强调一次,你不可能充满预见地将生命的点滴串联起来;只有在你回头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这些点点滴滴之间的联系。所以,你要坚信,你现在所经历的将在你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你不得不相信某些东西,你的直觉,命运,生活,因缘际会……正是这种信仰让我不会失去希望,它让我的人生变得与众不同。


我的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爱与失去。

我是幸运的,在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了自己爱做什么。在我20岁的时候,就和沃兹在我父母的车库里开创了苹果电脑公司。我们勤奋工作,只用了10年的时间,苹果电脑就从车库里的两个小伙子扩展成拥有4000名员工,价值达到20亿美元的企业。而在此之前的一年,我们刚推出了我们最好的产品Macintosh电脑,当时我刚过而立之年。然后,我就被炒了鱿鱼。一个人怎么可以被他所创立的公司解雇呢?(笑声)这么说吧,随着苹果的成长,我们请了一个原本以为很能干的家伙和我一起管理这家公司,在头一年左右,他干得还不错,但后来,我们对公司未来的前景出现了分歧,于是我们之间出现了矛盾。由于公司的董事会站在他那一边,所以在我30岁的时候,就被踢出了局。我失去了一直贯穿在我整个成年生活的重心,打击是毁灭性的。

在头几个月,我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我觉得我让企业界的前辈们失望了,我失去了传到我手上的指挥棒。我遇到了戴维·帕卡德(普惠的创办人之一——译注)和鲍勃·诺伊斯(英特尔的创办人之一——译注),我向他们道歉,因为我把事情搞砸了。我成了人人皆知的失败者,我甚至想过逃离硅谷。但曙光渐渐出现,我还是喜欢我做过的事情。在苹果电脑发生的一切丝毫没有改变我,一个比特(bit)都没有。虽然被抛弃了,但我的热忱不改。我决定重新开始。

我当时没有看出来,但事实证明,我被苹果开掉是我这一生所经历过的最棒的事情。成功的沉重被凤凰涅槃的轻盈所代替,每件事情都不再那么确定,我以自由之躯进入了我整个生命当中最有创意的时期。

在接下来的5年里,我开创了一家叫做NeXT的公司,接着是一家名叫Pixar的公司,并且接识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曼妙女郎。Pixar制作了世界上第一部全电脑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现在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动画制作公司之一。(掌声)后来经历一系列的事件,苹果买下了NeXT,于是我又回到了苹果,我们在NeXT研发出的技术在推动苹果复兴的核心动力。我和劳伦斯也拥有了美满的家庭。

我非常肯定,如果没有被苹果炒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对于病人来说,良药总是苦口。生活有时候就像一块板砖拍向你的脑袋,但不要丧失信心。热爱我所从事的工作,是一直支持我不断前进的惟一理由。你得找出你的最爱,对工作如此,对爱人亦是如此。工作将占据你生命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从事你认为具有非凡意义的工作,方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满足感。而从事一份伟大工作的惟一方法,就是去热爱这份工作。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样一份工作,那么就继续找。不要安于现状,当万事了于心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何时能找到。如同任何伟大的浪漫关系一样,伟大的工作只会在岁月的酝酿中越陈越香。所以,在你终有所获之前,不要停下你寻觅的脚步。不要停下。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死亡。

在17 岁的时候,我读过一句格言,好像是:“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你生命里的最后一天,你将在某一天发现原来一切皆在掌握之中。”(笑声)这句话从我读到之日起,就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过去的33年里,我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问自己:“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末日,我还愿意做我今天本来应该做的事情吗?”当一连好多天答案都否定的时候,我就知道做出改变的时候到了。

提醒自己行将入土是我在面临人生中的重大抉择时,最为重要的工具。

因为所有的事情——外界的期望、所有的尊荣、对尴尬和失败的惧怕——在面对死亡的时候,都将烟消云散,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在我所知道的各种方法中,提醒自己即将死去是避免掉入畏惧失去这个陷阱的最好办法。人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走,没有理由不听从你内心的呼唤。

大约一年前,我被诊断出癌症。在早晨7:30我做了一个检查,扫描结果清楚地显示我的胰脏出现了一个肿瘤。我当时甚至不知道胰脏究竟是什么。医生告诉我,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一种不治之症,顶多还能活3至6个月。大夫建议我回家,把诸事安排妥当,这是医生对临终病人的标准用语。这意味着你得把你今后10年要对你的子女说的话用几个月的时间说完;这意味着你得把一切都安排妥当,尽可能减少你的家人在你身后的负担;这意味着向众人告别的时间到了。

我整天都想着诊断结果。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切片检查,医生把一个内诊镜从我的喉管伸进去,穿过我的胃进入肠道,将探针伸进胰脏,从肿瘤上取出了几个细胞。我打了镇静剂,但我的太太当时在场,她后来告诉我说,当大夫们从显微镜下观察了细胞组织之后,都哭了起来,因为那是一非常罕见的,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胰脏癌。我接受了手术,现在已经康复了。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我希望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不要有比这一次更接近死亡的经历。在经历了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验之后,死亡对我来说只是一项有效的判断工具,并且只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概念时相比,我能够更肯定地告诉你们以下事实:没人想死;即使想去天堂的人,也是希望能活着进去。(笑声)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终点站,没人能够成为例外。生命就是如此,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最好的造物,它是生命更迭的媒介,送走耋耄老者,给新生代让路。现在你们还是新生代,但不久的将来你们也将逐渐老去,被送出人生的舞台。很抱歉说得这么富有戏剧性,但生命就是如此。

你们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别人的生活里。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否则你就生活在他人思考的结果里。不要让他人的观点所发出的噪音淹没你内心的声音。最为重要的是,要有遵从你的内心和直觉的勇气,它们可能已知道你其实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在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本非常棒的杂志叫《全球目录》(The Whole Earth Catalog),它被我们那一代人奉为圭臬。这本杂志的创办人是一个叫斯图尔特·布兰德的家伙,他住在Menlo Park,距离这儿不远。他把这本杂志办得充满诗意。那是在60年代末期,个人电脑、桌面发排系统还没有出现,所以出版工具只有打字机、剪刀和宝丽来相机。这本杂志有点像印在纸上的Google,但那是在Google出现的35年前;它充满了理想色彩,内容都是些非常好用的工具和了不起的见解。

斯图尔特和他的团队做了几期《全球目录》,快无疾而终的时候,他们出版了最后一期。那是在70年代中期,我当时处在你们现在的年龄。在最后一期的封底有一张清晨乡间公路的照片,如果你喜欢搭车冒险旅行的话,经常会碰到的那种小路。在照片下面有一排字: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是他们停刊的告别留言。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我总是以此自诩。现在,在你们毕业开始新生活的时候,我把这句话送给你们。

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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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anuary 14, 2007

『河殇』第六集:蔚蓝色

人的血液是红色的。 

几乎所有的动物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原始宗教把生命的原色规定为红。原始人在死者的遗体上用铁矿石涂上红色,以此召唤那失去的生命力。 

蔚蓝色的天空,深邃而神秘。人们曾经坚信,这神秘的蔚蓝色描绘着整个宇宙,它是宇宙的颜色。 

仅仅在二十多年前,当人类第一次离开地球,在太空中遥望自己的家乡时,他们才惊讶地发现,在目前已知的宇宙星体中,惟有我们人类的家园--地球,才是一颗蔚蓝色的星球。 

生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星球。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得以生存的大气和水,使地球成为蔚蓝色的星体。 

覆盖了地球表面十分之七的大海,也是蔚蓝色的。 

大海本来就是人的故乡。

在地球的突变中,大海曾经庇佑和延续了人类祖先的生命。

后来,当人类重新回到大陆的时候,他反而不适应了。为了战胜陌生的环境与内心的恐惧,人类被迫极力发展自己的后天适应性,从而创造了文明,同时也完成了人本身的进化过程。

复活节岛上的这些石像,告诉我们一万年以前,在太平洋上就活跃着一个古老而有活力的航海文明。

这些今天看起来简陋不堪的航海工具,把人类从陆地上有重新载回海中。

是什么信念支持着这些原始人去横渡至今仍使人视为畏途的大海呢?

在这些原始人的航海活动同哥伦布和麦哲仑那创立人类新纪元的伟大航行之间,我们能不能听见人类命运的宏伟旋律呢?

正是由于这种持续不衰的航海生活的存在,人类的文明才分成了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两大单元。

这是一个濒临西太平洋的国家,同时,它有雄踞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它的躯体是黄色的,它那像脊柱一样拱起的大河,也是黄色的。 

我们看到这条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船,就仿佛看到了遥远的中华文明的源头荡漾着蔚蓝色的波光。 

但是,早在神话时代,来自黄河中游的黄土区的内陆文明,已经在不断征服下游和沿海地区了。 

今天,我们还能从黄帝大战炎帝和蚩尤的故事里,听到这历史深处的蒙胧声音。 

后来,周王朝对殷商的征服,证明这股来自内陆腹地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到了战国晚期发生的楚败于秦的史诗般的战争,可以说是以小麦作为粮食,用战车作战,并且是受到了游牧民族和波斯文化影响的黄色文明,最终战胜了以大米作粮食,懂得利用大船和水上作战,并且是受到东南亚和太平洋文化影响的蔚蓝色文明。

这个内陆文明的历史性胜利,是无论屈原那种抢天哭地的悲歌,还是西楚霸王那种地动山摇的反抗,都无法遏止的。

蔚蓝色的隐退,埋伏下一个民族和一种文明日后衰退的命运。

太平洋来千古不息的蓝色波涛,一直在默默地召唤这个躺在大陆上的古老民族,偶尔也引起过它的激动,把它的航船一直牵到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然而,蔚蓝色海洋的吸引力,比起那黄色的土地来,毕竟要微弱多了。

使那黄色文明具有巨大凝聚力的奥秘,就在于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儒家的一整套思想,表达了内陆文明的生活规范和理想,它在东方封建社会的盛期,显然是比较合理的。
但是,单一的思想统一,削弱了多元的发展,古代生活中丰富的海洋文明的因素,就像几缕细细的清泉,淌到内陆文明的黄土板块上,立刻就无影无踪了。
当内陆文明中华夏大地蒸蒸日上的时候,蔚蓝色的海洋文明,正在地中海悄悄崛起了。
早在古希腊时代,雅典的民主思想,正是随着雅典的海上权力一同兴起的。海权导致了民族革命。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社会前提,也正是欧洲海外航线的开辟。
从十五世纪开始航行于海天之间的那些帆船,既揭开了世界贸易和殖民活动的帷幕,同时也运载着科学和民主的希望。蔚蓝色就像这小帆船,获得了现代世界命运的象征意义。

于是,广大的东方市场和美洲新大陆,使小小的欧洲几乎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横渡大洋需要又坚固,又庞大,又精巧的船舶,造出这样的船舶需要数学和物理学,需要技术和科学。
于是,一六三六年,迦利列发表了“新科学对话”,这场对话,就是在造船厂举行的。
英国首先由海外贸易获得巨大利益,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自由思想的普及,于是首先在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一六五一年,克伦威尔颁布航海条例。一六九零年,洛克发表“政府论”。
自由贸易论成为资产阶级的口号和原则。 

资本主义转动着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这两个轮子,开始了伟大的飞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双重历史大和唱。

这一切,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这时候在干什么呢?

当麦哲仑正航行在他的环球航线上时,明朝嘉靖皇帝因为日本贡使打架,开始正式“闭关”。

公元一七七六年,亚当斯密发表了著名的“国富论”。就在这本书中,他宣布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停滞了。他说:停滞是由于不重视海外贸易,闭关必趋于自杀。

可惜,这些话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及时听到。

终于,当虎门码头烧起那把著名的大火,揭开了耻辱的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中国同西方之间,已经隔着一条巨大的精神文化鸿沟了。一个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蔚蓝色文明,同一个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黄色文明间的文化对抗,无疑是冰炭不相容的。

然而只要一交手,西方的坚船利炮马上就让中国的官员和士大夫们领教了蔚蓝色的强大。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有了“中体西用”。

洋务大臣们买回来了威力强大的铁甲军舰,办起了一座座兵工厂。位于上海市郊的江南兵工厂,在掌握西方技术能力方面远远超出日本。一八七零年左右,俄国人参观远在中国西北的兰州兵工厂时,为那里制造的枪枝质量之精良而感到震惊。甲午战争开始时,中国的军舰数量比日本要多。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阻止清王朝先败于法国,再败于日本。甲午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竟是由于一个腐败的承包商在许多炮弹里灌了泥沙。成半月形展开的中国舰队,临战了还不知到底应该听从谁的指挥。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腐败的制度说导致的必然失败,并不能靠技术来挽回。

清朝政府最早派送到英国学习海军的留学生严复,日后并没有去当一名战舰指挥官,而是成了思想启蒙家。

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资本主义的其它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然而,当严复参与其事的百日维新惨败之后,日本的明治唯新却成功了。当这位位中国近代的伟大启蒙者在封建势力的打击下,一步步放弃改良思想,最终倒退到孔孟之道的怀抱里去的时候,他在英国海军大学的同学伊藤博文,却连任日本首相,率领这个岛国迅速跨进世界强国之林。

严复乃至近代许多伟大思想先躯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等的悲剧命运,似乎都证明了,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人在革命和激进了一阵之后,到头来都摆脱不了退回儒家的归宿。 

直到八十年代的今天,在中国文化热的大讨论中,人们依然在继续着中西文化优劣的百年未决的争议。

无论是"全盘西化"的一派幻想,还是"儒家文明第三繁荣期"的一厢情愿,一切都仿佛还在原地踏步。难怪有的青年学者这样感叹道:巨大的文化财产变成了巨大的文化包袱,巨大的文化优越感变成了巨大的文化负罪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变法之艰难,或许就难在我们总是担心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我们似乎并不知道,在以往西方的二三百年里,不论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启蒙运动,西欧人至少从未担心过,在改革之后是否会变成不是意大利人了,不是德意志人,不是法兰西人了。唯独在中国,这是最大的忌讳。这或许正是那黄色文明的沉重之处和浅薄之处。 

两千多年前的哲学家庄子,给我们讲过一个寓言: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 

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他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地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而想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壅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一个象征。 

它说的并不是古代中国,它好象是在预言今天。  古

老的黄河之神,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识大海的博大与力量,不过一个世纪,它面对大海发出的那声长长的叹息,穿过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直回响到今天。 这片土黄色的大地不能教给我们,甚幺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肆虐的黄河不能教给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意识。 

单靠这片黄土和这条黄河,已经养育不起日益膨胀的人口,已经孕育不了新的文化,它不再有过去的营养和精力。 

儒家文化或许有种种古老完美的法宝,但它几千年来偏偏造就不出一个民族的进取精神,一个国家的法治秩序,一种文化的更新机制;相反,它在走向衰落之中,不断摧残自己的精华,杀死自己的内部有生命的因素,窒息这个民族的一代有一代精英。 

历史证明:按照一种内陆文化的统治模式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虽然也能容纳现代科技的某些新成果,甚至卫星可以上天,原子弹可以爆炸,但却不能根本性地赋予整个民族以一种强大的文明活力。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在黄土高原的腹地--延安,到处都可以看到来自上海,浙江等沿海省市的小姑娘,小伙子们开设的服装店,理发店。 沿海地区涌来的商品散布在大小巷。神圣的,土灰色的宝塔山,在这红红绿绿,熙熙攘攘的市场后面,渐渐淡化为一个蒙胧的背景。 

这些老汉和小伙子,他们的祖先曾经从这内陆腹地出发,征服了全中国,如今却随着这片萎缩了的土地,一起萎缩了他们曾经那幺旺盛的精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几个小伙子,竟然是这支气势磅礴的千人腰鼓队的成员。难道他们的生命力,永远只能消耗在打腰鼓的渲泄之中吗?

一九八零年,深圳特区建立。 

它向全世界宣布,几千年的内陆文明,终于走到了大海的边上,把它面对着土地的脸,转过来远望海洋了。 
一九八六年,十四个沿海城市全面开放。中国正式摆出了向大海挑战的态势。 

一九八八年,海南省宣布成立。它的短期目标是向亚洲四小龙挑战。古老的亚洲大陆终于放下了泱泱大国的架子。 

如果海南成功,它将与十四个沿海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太平洋西岸的一条经济巨龙。这一历史壮举,比将刷新中国文化的颜色。 

但是,在改革迅速推进的时代里,有多少中国人是自觉参与其中的呢?

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系列报告指出,中国公民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一种过于谨慎的政治参与心理:百分之六二点四一的公民表示“对谈政治问题,我很谨慎。”

百分之七十三点七九的公民对"政治上的事情还是少介入为妙"的观点表示“同意”,“基本同意”,“不反对”;他们仍然担心参与政治会引起麻烦,他们仍然缺乏正直参与的安全感。 

几十年正直运动的反复无常,正直迫害的极端惨烈,使人们仍然心有余悸。 

这势必严重阻碍民主化的进程。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第一次以彻底的不妥协精神,亮出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激进的文化潮流,并没有冲洗掉政治上,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封建主义积淀。几十年来,时而沉渣泛起,时而一片冰封。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 

中国历史没有给中国人造就出一个中产阶级来推动科学与民主的胜利。中国文化也没有培养出公民意识,相反,它教化出臣民心理,臣民心理只能产生逆来顺受的顺民和铤而走险的狂徒。 

不过,历史却给中国人造就了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知识分子。 

他们很难有统一的经济利益和独立的政治主张,他们几千年来都是一种附庸;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结实的社会实体,用钢铁一般的经济实力对旧的社会进行武器的批判;他们的才华可能被利用,他们的意志可能被扭曲,他们的脊梁可能会弯曲,他们的肉体可能被消灭。 

然而,摧毁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们的手里;把科学与民主的蔚蓝色甘泉浇洒在黄土地上的是他们!

(演播室。 学者谈当代知识分之问题。 )

远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这种现实和理想的矛盾,或者传统与理想的矛盾,首先感觉到的恐怕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
他们往往首先发现传统的弊端,但是又没有能力去改变它。
他们总是满怀希望寻求冲破传统的出路,但是他们往往有缺乏这中勇气,所以说他们总是最先感觉到心灵的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在世界潮流的逼迫下,借助于环境的压力强迫人们去接受新生活,也忍着痛苦去创造新生活。
为此,我用这样三句话加以归结:中国的希望在于世界,实现这希望要靠被世界唤醒的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注定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或许能因此而变得伟大。 

比知识分子更有现实力量的,或许是这些相貌平平,谈吐也不惊人的新型企业家们。甚至在这些小商店的老板们中间,在这些急急忙忙赶路的生意人中间,在这些离开土地四处揽活的农民中间,正在积聚的新的社会能量与冲动,都不可低估。 

我们也看到,即使在以往极为森严,庄重的高级政治场合,也终于泛起了蔚蓝色的透明度。中国的大众传播,第一次处在较为中立的立场,担当了决策上层与人民群众之间相互对话的媒介。 

然而,要使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人真正懂得民主是怎幺一回事,并不容易。历史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一九四零年,罗斯福第三次当选为总统。
蒋介石先生为此在日记中写道:
“美国之民主,令人羡慕不置,特电罗斯福总统,祝其成功。”
三年后的一个晚上,蒋介石的夫人也是特使宋美龄,在白宫同罗斯福夫妇共进晚餐时,谈起美国工人罢工的事情。
罗斯福问宋美龄,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使席间所有的美国人惊讶不止。
罗斯福夫人事后说:“宋美龄对民主制度能够讲得很漂亮,但是她可不知道怎样实行民主制度。”
专制政治的特点是神秘性,独裁性,随意性。民主政治的特点应该是透明性,民意性,科学性。 

我们正在从混浊走向透明。 

我们已经从封闭走向开放。 

黄河命定要穿过黄土高原。 

黄河最终要汇入蔚蓝色的大海。 

黄河的痛苦,黄河的希望,造就了黄河的伟大。 

黄河的伟大,也许在于它在海洋与高原之间创造了一片大陆。 

黄河来到了伟大而痛苦的入海口。 

滚滚千里泥沙,将在这里沉积为新大陆。 

汹涌澎湃的海浪,将在这里同黄河相碰撞。 

黄河必须消除它对大海的恐惧。 

黄河必须保持来自高原的百折不挠的意志与冲动。 

生命之水来自大海,流归大海。 

千年孤独之后的黄河,终于看到了蔚蓝色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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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anuary 13, 2007

『河殇』第五集:忧患

大自然在人类面前忽然变得陌生起来!

从加利福尼亚的暴风雪到孟加拉平原的大洪水,从席卷地中海沿岸的高温热流的持续多年不肯缓解的非洲高原大面积干旱,地球仿佛中发痢疾似地颤抖,人类竟然也像倒退了一万年似的束手无策。

"厄尔尼诺现象",这个挺新鲜的名词,像幽灵一样在世界徘徊。

人类社会在它的缔造者面前,也变得光怪陆离,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马克思早已预言的资本主义丧钟,迟迟没有敲响。 

神化般发迹了二百年的西方工业文明,虽然已经显露出种种病态,却还在困境中不断调整和更新。本世纪初以来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中相继突破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今又相继开始大规模实行社会改革。 

美苏裁军,海湾战火,拉美和非洲的不断政变,东亚的民主风潮,蔓延在富蔗的欧洲的恐怖活动,艾滋病的猖獗。 。 。 这一切,把我们的这个星球搅得乱麻一团。 

自然和社会,这两个人类文明藉以依托的基础,为什么都如此充满着忧患?这两种忧患之间,难道也有某种联系吗? 东北辽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当地军民奋力抗洪抢险。 

长江洪峰终于安然渡过荆江大堤,葛洲坝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整个华中地区稍微喘了口气。 

然而,不动声色的黄河也充满了危机。预计黄河将有大洪水,千里大堤和整个华北大平原猛然又蹦紧了所有的神经...... 

对中国人来说,哪里的洪水也没有黄河发大水可怕。 

早在"诗经"的时代,中国人就发出这样的叹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 

而今,中国人还有一个更深沉的叹息:为甚幺我们的封建时代如此漫长,漫长得犹如那永无休止的黄河洪水?这是一个更大的恶梦。它从骊山那座大坟墓里不断弥散出来,充满着两千年的历史空间。近百年来,多少次想把它彻底葬送进坟墓里去,可它却始终死而不僵。历史在古老的磨道里辗得那样缓慢,沉重。黄河在它那淤满泥沙的河道里淌得也是那幺缓慢,沉重。 

洪水还会再来吗? 动乱永远过去了吗? 我们在问黄河,也在问历史。 

我们不知道古时候的黄河是个什么样子。 

此刻展现在你面前的黄河,不正是浊浪滚滚,像一条狂暴的巨龙吗?这是黄河在内蒙古托克托河口镇,受到吕粱山的阻挡后,突然掉头南下,愤怒地辟开黄土高原,夺路而走,从此便在那狭窄深邃的晋□峡谷里,变得暴戾无常了。 

看它现她在这副模样,你还能想象得出,它在约古宗列盆地的那种晶莹澄澈的模样吗?你还能看得出,它在九曲河套里那种柔顺,舒展,娴静的一丝风韵吗? 清水变成了浊浪,静静的流淌变成了怒不可遏的挣扎,孕育变成了肆虐,母亲变成了暴君。 

从有文字记载开始,黄河的第一次泛滥,发生在公元前六零二年的周定王五年,从那是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国民党扒花园口,两千五百四十年间,黄河共计溃决了一千五百九十次,大改道二十六次,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一百年就有一次大改道,世界江河之中,黄河大概是最暴虐的一条河。

几千年的周期性泛滥,使华北平原面目全非,湖泊淤平,城池丘陵沉沦,生灵涂炭。当年齐桓公大会诸侯的葵丘安在?也就是几千年来古人常与洞庭湖比美的那个八百里巨野泽又在哪里?而那时世界最繁华的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东京汴梁,如今也淹没在十米黄土之下,更不用说各朝代又有多少人民性命财产都付之东流。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或民族,会像中国经受这样的周期性毁灭呢?

更可怕的是,这种周期性毁灭,在中国不仅仅是个自然现象,而且还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以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从建立,发展趋于鼎盛,渐渐显露出危机,暴发动乱,直到崩溃,每隔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旧王朝覆灭了,新王朝代之而起,也明显地是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所谓”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像黄河泛滥一样永无休止。

周期性的大动乱,总是一次又一次把生产力的积累无情地摧毁掉。往往越是经济发达,繁荣富庶的地区,破坏得越厉害。中原本是中国最早的经济开发地区,随末动乱之后,那里却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中古时代的膏粱之地开封,盛唐时是小城镇,北宋时成为世界性大都市,到元末乱世又倒退为小城镇,似乎六百年一个大轮回。

相传在皇帝时代就发明了的指南车,至少东汉张衡也发明过,但后来马钧,祖冲之这些大科学家又一次地重新发明它。古代科学发明在乱世中一再失传,让能工巧匠一代代耗尽精力。 

利玛窦从西方带来十五卷本”几何原本“,同徐光启合译了前六卷,明朝一亡,翻译中断了整整两百年,可就在这两百年间,徐光启的译本传到日本,推动了那里的科学发展。中国文明的新因素幼苗,就这样不断地在周期性大动乱中夭折。

其实,可怕的社会动乱,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并不遥远也并不陌生的。文革动乱离今天虽然已经有十一年的岁月洗刷,它的巨创却仍然留在人们的心头。然而,善良的人们是否认真想过,那场动乱的爆发,为什幺离解放前的动乱只隔了短短的十几年?这是否意味着古代那种周期性的社会震荡还在延续?

中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有动乱,这就如同希望黄河永远不再泛滥一样。可是,洪水是无法预测的。自从一九七五年淮河支流在河南南部暴发大洪水之后,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发出警告:
在今后的某一天,黄河可能还会发生万年一遇的大洪水,一旦发生,黄河无论向北还是向南溃决,都会造成损失数百亿元的毁灭性灾难,都将给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威胁。

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我们头上,我们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来。

黄河就是这样一条难以捉摸的怪河。它最特殊之处就在于它那可怕的泥沙,所谓”黄河斗水,泥居其七”,这在世界江河中是绝无仅有的。把它每年从黄土高原上冲刷下来的十六亿吨泥沙,堆成一米见方的大堤,可以绕赤道二十七圈。几千年流淌下来,黄河就把一个千沟万壑,支离破碎的贫瘠高原抛在上面,又把一个洪水肆虐,朝不保夕的灾难平原扔在下面。它把这两个沉重的包袱留给中国人,只顾自己流到海里去了。难怪有人形容说,黄河造成的水土流失,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动脉大出血。

(毛泽东坐在邙山头上眺望黄河。)

当这位中国当代最伟大的人物面对这条大河的时候,他会想些什幺呢?据说,他当时十分忧虑地问道: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一生说过许多气吞山河的话,却唯独对黄河说得很少,很谨慎。他年过七十的时候,还想徙步策马去探黄河源头。他说: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多少世纪以来,把黄河变清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宿愿。它像一个永不泯灭的梦。新中国曾经把这个梦全部寄托在三门峡大坝上。一九五五年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说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在三十二年前的那个庄严时刻,中国人确乎是相信一句古老谚语的:”圣人出,黄河清”......

然而黄河没有变清。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三门峡的失利,常常会叫人联想起大禹的父亲鲧的悲剧故事。在那洪水滔天的时代,鲧出来领导人们治水,但他却采用了堵的办法,治水失败,他被杀死后抛尸荒野,尸体三年不腐,人们剖开他的肚子,禹便出生了。禹吸取了父亲的教训,改用疏导的办法,劈山开河,终于治服了洪水,从此明垂青史。

黄河从大禹脚下流到我们这里,仿佛只打了一个盹儿,而人世间已阅尽数千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同黄河泛滥进行了数不清的搏斗。搏斗的结果是,我们终于靠着两条大堤,把黄河挟持起来,连洪水带泥沙一块送进大海。人们常常惊叹祖先建造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伟大,殊不知道这千里长堤也是一个伟大的奇迹。长城之剩下了观赏的价值,运河也早以被截断,惟有这黄河大堤,至今同我们休戚相关,因此有人称它为”水上长城“。

日久天长的泥沙堆积,不断涨高河床,不断溃堤改道,而我们的祖先又不断把它重新约束到大堤之中,这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较量,便成为中国人对付黄河的位唯一手段。 今天的黄河大堤,修筑于光绪初年,仅仅二十几年就又变成了地上河。河床平均每年抬高二□米,有的河段平均每年要抬高二十二□米。解放以来,我们已经三次加高加宽大堤,它保证了将近四十年的安澜无事,在近代黄河史上几乎成为奇迹。但是,这毕竟同我们祖先一样,没能摆脱那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被动局面。看看今天悬河两岸,城市,铁路,油田,乡村,无数的设施,无数的生灵,不都处在随时可能发生灭顶之灾的威胁之下吗?

我们将怎样抵御未来的洪水?黄河的出路在哪里?四十年的安澜无事,给中国人铸成了一种麻痹心理,人们仿佛快要把它那狰狞的面孔遗忘了,这种心态,也许就像大兴安岭忽然烧起大火来,人们才想起,噢,那里原来有一片森林。

但学者专家们却忘不了可怕的黄河,哪怕黄河不动声色,默默无言。他们有的忧虑,有的乐观,有的怀疑,治黄大计始终众说纷纭。的确,黄河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大学问。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水利学上最大的难题。它是我们从祖先那里无可选择地接收下来的历史遗产,它又是我们必须说子孙万代做出合理筹划的艰难抉择。历史和未来在今天撕裂着我们。

哺育我们的黄河,必然同时要祸害我们。有一得必有一失,这就如同人类向大自然索取了什幺,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些什幺。这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法则,其实也通行在中国的社会历史之中。

那挟持着滚滚黄河的千里大堤,不正是我们大一统的社会结构的一个绝妙象征吗?

如果我们再去翻一下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就会发想,破裂的欧洲本土,众国林立,就像一条”杂乱拼缝的坐褥“。日本和印度也是一片分疆裂土。唯独在东方的中国,有一块辽阔而统一的大版图,虽然时不时要破碎一下,但很快又板结起来,相比之下,欧洲的查理曼帝国,阿拉伯的穆斯林帝国,乃至成吉思汉的蒙古大帝国,都不过是慢慢长夜中的一道闪电。

是一种什么样的强大力量,能把这么大的国家牢牢凝聚了两千多年?这个“大一统”之谜,使中外学者在惊愕中绞尽脑汁。马克思曾经把建立在封建自然经济之上的社会结构,形像地比喻为"一袋马铃薯",虽然装在一个口袋里,却是彼此分离的。在古代中国,小农像夏夜的星空,密密麻麻,一盘散沙。具有社会联络功能而又信仰统一的儒家知识分子,把分散的小农有效地组织成社会。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曾经在中国造就了高度繁荣。虽然,就在这大一统的奇迹里,在一种烂熟文明的灿烂外表之下,在一种绝对供奉皇帝,圣人,老人,祖宗牌位的缭饶紫烟之中,这个社会结构的内囊里却悄悄地腐烂着,这种情形,非常像那黄河大堤正在被蝼蚁和田鼠悄悄蛀空一样。儒家组成的官僚队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腐化倾向,权力本身成为一种腐蚀剂。于是,往往到了王朝鼎盛时期,崩溃就在眼前了。 

然而,旧王朝崩溃了,新王朝很快取而代之,社会结构又恢复原样,继续朝着下一个崩溃走去,就像黄河大堤溃决了,人们又修复它,等着下一次溃决。我们为什幺总是陷在这样一种周而复始的命运之中呢? 这个神秘的超稳定结构,主宰了我们两千年。而今,紫禁城里的金銮宝座早已成为历史文物。 

庞大的儒家官僚网也灰飞烟灭了,但是,大一统的幽灵似乎还在中国的大地上游荡。 社会震荡的恶梦还让人记忆犹新。 更不可忽视的是,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以致局部的腐败现象,仍然在破坏我们的四化大计,这些古老的社会顽症,颇有些像黄河每年带来的泥沙,在一天天地淤高下游河道,渐渐积累着危机。 

也许,就像人们对不断增高的大堤深表忧虑一样,永远的超稳定,不也颇令人忧虑吗?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的启示,难道还少吗?

(演播室。 学者谈中国社会结构)

金观涛(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我更认为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无终止的对话。 

在这种对话中,我们可以产生一种很深的忧患意识。历史对中国人的启发是:
中国在社会变革中应该避免毁灭性的动荡,一定要让进步与创造来代替动荡。 

当旧的东西瓦解的时候,应该让能够取代旧的东西的新因素成长起来。 

就在那座比黄河河床还要低九米的开封城里,历史曾经演出过大起大落的无限繁荣与无比灾难,然而,对今天来说,或许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两个人物的故事,比铁塔和相国寺还要更深地烙在中国人的心灵上。 

这位黑脸包公,八百年来盛名不衰。 

尽管他不过是封建社会里苦难人民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虚幻偶像,但今天开封人依然深情地修起如此富丽堂皇的一座包公祠来。四方游人络绎不绝,难道仅仅是为了旅游吗?"青天"观念在中国民间的久久不肯泯灭,说明了什幺呢?

人民更不会忘记,就在离包公祠不太远的一栋旧银行里,发生过文革动乱中最黑暗的一幕。 

在这间阴森森的黑屋子里,亲自主持制定过宪法和党章的共和国主席,被秘密囚禁,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八天。死的时候,他那满头白发足足有一尺长......

一个共和国主席的命运,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命运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法律不能保护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它最终也保护不了一个共和国的主席。 

刘少奇同志的白骨,曾经把动乱的惨烈和时代的悲剧揭示得无以复加,然而动乱的根源却不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能揭示的。 

这是一个民族的整体悲剧。 

如果中国的社会结构不更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致观念不现代化,谁能保证悲剧不重演呢?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在迈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之后,终于也开始尝试政治体制的改革了。今天,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终于有人勇敢地第一次举手投了否决的一票,这是何等不容易啊。 

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进步呢?不管这个改革将遇到什幺样的阻力和风险,我们都只能朝前走下去。我们的身后曾经洪水泛滥,我们的身后也曾经动乱不已。 

我们必须朝前走,去冲破那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我们会遭受挫折,但是,这不正如那位功败垂成的鲧,用他的失败为儿子大禹铺垫了成功吗?

让我们这代用自己的双肩把忧患的重担挑起来!那是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永不再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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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January 12, 2007

『河殇』第四集:新纪元

(大英博物馆。马克思一边看书,一边用脚在地上蹭著。)

十九世纪中叶,当资本主义所召唤出来的大工业正在欧洲方兴未艾之际,一个犹太人已经在大英博物馆里解剖它的密秘,宣告它的死刑了。 

这位伟大的导师是很谨慎的。他只对未来勾划了一个蓝图。他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是生产力高度发展,财富充分涌流,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劳动的消耗不再构成商品的价值,因此商品货币关系将推出历史的舞台。 

一九一七年,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一声炮响,便似乎宣告马克思构想的这个未来社会已经在俄国出现。 

然而,当时俄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工业产值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七。于是,在十月革命前,普列汉诺夫就同列宁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这位被称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坚持马克思关于历史不能跳越其必要发展阶段的思想,不主张过早夺取政权,认为对社会主义的急于求成,会使经济遭到最惨重的失败。普列汉诺夫的怀疑,虽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打得粉碎,然而,他向列宁的挑战,却并没有被历史所淹没。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而获得成功,这个普列汉诺夫划出的巨大问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缠绕著社会主义阵营。 

铁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著剥夺农民和压低社会消费水平,强行高积累,竟使苏联工业获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飞速增长。反对他这种作法的布哈林,则被当作“人民公敌”而枪决。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让苏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就吹响的改革的号角。

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这一天,终于把中国也推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大潮之中。这个带著满身伤痕刚刚从动乱中爬起来的国家,这个还带著几千年传统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将要解决的难题,比苏联和东欧各国都要复杂的多,艰难的多。十年前,当我们终于打开封闭的篱墙重新回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在穷过渡的贫困和文化专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是多么惊讶地发现:资本主义的西方和日本竟是那样的发达,人们竟生活得那样富裕!

或者正是这个强刺激,让我们有拣起了一个已经淡望了多年的老话题:意味著巨大财富的工业文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呢?

雄汉盛唐的光景不必去说它了,但即使到了一千多年前文弱的赵宋王朝,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城市商业,也还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当北宋汴梁和南宋临安已经是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时候,欧洲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过十万人,难怪威尼斯的商人马可波罗到了中国,竟会乐而忘返。

然而,让马可波罗如此惊讶和羡慕的中国文明,此时已经在衰退之中了;历史偏偏更衷情于他那远在地中海海岸的故乡,那个刚刚从一个捕鱼晒盐的小村落发展起来的威尼斯。这是一个没有农业的国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没有领域的城市,一个商人共和国。它的政府就是一个股份公司,首领就是总经理,参议院就是董事会,所有威尼斯人都是股票所有者。于是,它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当明朝实行闭关锁国,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时候,从地中海沿岸孕育起来的世界商业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动。欧洲逐渐由中世纪的蒙昧野蛮,走向世界中心舞台。海洋文明在这天赐良机的历史关头,毫不迟疑地发挥出它那开拓,扩张的内在活力和文明优势。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船。虎门硝烟。荒芜的大沽炮台。)

世界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中国就逃脱不了卷入世界商品流通范围的命运了。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因此,在十五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以前,中西方的冲突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中国已经失去了一次发展资本主义的千载良机。资本主义就再也无法从中国内部产生,而是从海外来欺负中国了。

自古以来中国经济就具有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养育众多而周密的人口。一八零零年,当西方到处掠夺海外殖民地的时候,中国这块土地正养育著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有的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文明没有产生工业化就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他们很欣赏这种农业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园牧歌情调。 贫瘠的黄土高原。破烂的窑洞。呆滞菜色的脸。

然而问题在于,这种文明是怎样养活著中国人的。直到一九八零年,在距离兰州市仅四十公里的一个公社里,人均口粮只有四十到一百斤,三分之二的农民,家中土坑上没有坑席,平均三个人才拥有一床烂棉絮;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人冬天没有棉衣。

一位陕北的老农告诉我们,去年由于干旱而小麦减产,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只能靠土豆度日。一辈子过著这样的穷日子,他竟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如今已经有了十几个孙子和外孙。

由于人口的与日俱增,更由于人是世间第一宝贵的,人多力量大等等显然不明智的说法,使稀缺的土地变得愈加珍贵,使多重资源变得更加紧缺。相形之下,壮健的筋肉多于贫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变得轻贱。时至今日,人口负担成为中国一切难题中的最大难题。它造成的恶果,不知道要让多少代中国人去咀嚼?

在广大的落后农村,中国农民素质中普遍存在著创业冲动微弱,风险承受能力很低,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观念浓厚等等问题。难怪有的学者感叹道: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不要说政策上还有诸多限制,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而人口素质的下降,恰恰又是由于人口数量的猛增造成的。这真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文明。我们还有甚么理由要赞赏它和迷恋它呢?

这种并不美妙的田园牧歌情调,有时还会爆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昏病。在那颠狂的大跃进年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神话,把北方的小麦吹到亩产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亩产五万多斤,上至写过“实践论”的伟大领袖,下至科学家和一向讲究实际的中国农民,居然都相信这种神话。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锅,关了门,几亿人都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似乎共产主义就这样到来了。这个从经济“乌托邦”走向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历史悲剧,难道不正是一种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吗?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民族在这个星球上的处境吧!世界银行的年度报告显示出来这样一些数字:中国人均国民生长总值,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中,总是徘徊在倒数第二十位前后,同索马里,坦桑尼亚这些非洲穷国作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出口商品结构,教育卫生投资,还不及亚洲四小龙。一九六零年的时候,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和日本相当,到一九八五年只占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六零年是超过中国四六零零亿美元,到一九八五年竟超出了三六八零零亿美元!

我们总以为我们还在长进,殊不知人家的长进比我们快得多!这种差距如果按现在的比率发展下去,有人作了一个可怕的比喻:再过五,六十年,中国将重现鸦片战争时的状况--外国人拥有洋枪洋炮,中国人只有大刀长矛。难怪有人要大生疾呼:弄不好,中国将被开除球籍!

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几百年来曾不断地给我们这个大陆送来耻辱和苦难,而今天,它那波诡云谲的洋面上,却仿佛涌动著强烈吸引我们的巨大财富。日本正在向美国和亚洲四小龙提出调整经济结构的建议。西太平洋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新舞台。命运正在把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赐予我们。沉默了几百年的沿海地区,这条中国人的黄金海岸,带著久被压抑的饥渴,率先冲向太平洋。

中国人此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于走进世界市场。但是,这个民族毕竟被封锁的太久了,它对于商品经济的海洋,是那样的陌生;而它参与国际间竞争的实力,又是那样的单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时机,也许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已经来迟了,并且准备得也是那样匆忙和不成熟。

我们今天终于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优势,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加工产业,是难以构成持久的竞争势头的。 今天我们也终于懂得了要去参加“国际大循环”,可是我们在盯著人家的市场的时候,却又捂著自己的市场,总担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记了人家肯来投资,无非也是看中了我们的市场。要让中国走进世界,同时就要让世界走进中国,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坐失良机!

如今,发展中国家都一门心思想去赚发达国家的钱,但是,当他们还不具备一个像样的国内市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大约是一百五十元,而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甚至十几倍;在一家著名的肿瘤医院里,任何一位医生的收入,都超不过门口卖烤白薯的老太太。“开脑颅的不如剃脑袋的”,“弹钢琴的不如搬钢琴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收入倒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后天下之富而富”,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会缺少机会平等的竞争机制,缺少一个共同的度量衡--市场。只有发育健康的市场,才能把机会,平等,竞争这三者挂起勾来,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个具有最古老的文明的民族是最不熟悉的东西。

当竞争没有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时候,看起来是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价格开放,反而会造成经济活动的紊乱和失调;旧体制与新体制的摩擦,也抵消著双方的积极因素;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以权谋私种种弊端,反而仿佛找到了一个共同的度量衡,统统通过物价反映到社会上来。在一个平均主义传统深厚的国度里,物价的失控,有必然导致人民情绪的恐慌,甚至发生社会震荡。倘若我们因此而失去了大多数人对经济改革的支持,中国将重新陷入停滞。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谭嗣同,他们的遗恨是多么深重呵!

(演播室。学者谈经济改革)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
我曾经说过,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头脑中的公有制,是一个传统的公有制,要由传统的公有制改变为新的公有制。商品经济是一个自然发育过程。它形成市场后,国家所调节的市场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这样的话,所有制改革和市场的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黄河流域的经济就有希望。

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最成熟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伟大民族,一个恰恰因为这种农业文明过于烂熟而显得步履维艰的古老民族,当它站在工业文明的门槛上时,有时竟会显得像孩子一样幼稚,慌乱和不知所措。但这不要紧,只要终于迈到了这个门槛上,下决心迈进去,这个民族就能重获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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