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需要圣诞

近日国内有些人反对中国人过圣诞节，要求全体中国人在9月28日孔子生日的那天过中国的圣诞节，以表对中国文化的深情与忠诚，这样的做法有点一相情愿与强加意志，未必奏效。

中国人需要信仰，但历史的教训使得今人再也不情愿奉任何人为神了。孔子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需要“吾日三省吾身”，想必孔子比我们后人更了解孔子，他很诚实地认定自己有“过”，此“过”涵括在圣经所说的“罪”的概念中。也就是说，孔子有罪非圣！

坦率地讲，普世欢腾过圣诞的人群中有对西方文化及基督认同的人所占的比例着实不大。因此怕国人因过圣诞节就淡忘了中国文化，是多余的担心，也太轻看了中国文化的神韵与魅力。

圣诞节不是洪水猛兽，相反的，这是一个祈祷和平、传递祝福、分享爱心的节日。圣诞节的主角——圣婴耶稣，决非给世界带来战争和暴力，而是和平之君，赐下和好、疼惜与平安，给人真正的满足与永生的盼望。为着爱，圣诞！为着传递圣者的爱，过圣诞！这有什么不好？实是美事。我真盼望，这样的美事，天天发生。天天有人接受这位圣者的爱，并与更多的人分享这份爱。人人奉献这份来自圣者的爱，神州岂不就和谐了吗？

神州需要这位赐下和好、疼惜、平安的真正的圣者！


Re:神州需要圣诞
[ 2006-12-24 13:29:00 | By: wuweizi ]
“非我族类”的圣诞节
2006-12-24 10:15:3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说文解道之景凯旋专栏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已至，各商家照例使出浑身解数，展开又一轮岁末大促销。不过，今年的圣诞节发生了个小插曲，几所名牌大学的学生，号称“十博士”，联名发出倡议书，号召网友抵制圣诞节，要改圣经为耶经，改圣诞为耶诞，理由是“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

　　我个人从不过圣诞节，也理解那些不过圣诞的人的想法。但不知为什么，看到这样的倡议，我总会想起小时候，读报纸上的各种革命倡议，赴边的，扎根的，一轮又一轮；又在大街上看人们拦住路人，剪裤管，烧西服，把街道名换成带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头脑里于是蒙太奇，浑不知今夕何夕。是太阳底下本没有新鲜事，抑或我们这二十多年来没有任何长进？

　　当年那个运动，叫“破四旧”，反“封资修”。细细数来，古今中外一切文化都在当反之列，最后只剩下张铁生的一张白卷。记得那时在农村，借到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夜里读得有味，脸红耳热，结果被队长发现，挨了一顿批，说是满脑子的外国毒素。今天是不反封建了，那是传统文化，但仍然要反西方，那是霸权文化。阶级的内涵置换成民族的内涵，遵循的是同样的原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照“十博士”的说法，多数青年人对圣诞文化其实一无所知，远远谈不上思想上的认同，比起看《安娜·卡列尼娜》所中的毒要浅多了。

　　该倡议的发起人称:“拒斥西方文化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必然命题和必要工作”。这自然是用心良苦，令人感动，但如果一个文化要靠拒斥他国文化来复兴，这文化是不是也太脆弱了？全球华人都过春节，也没听说哪个国家要禁止(除了从前个别亚洲国家)，以防止东方文化的扩张。那些“非我族类”也毫无我们那种民族觉悟，逢到春节都要开车去华人区，看舞狮子龙灯，买点便宜商品，然后尽兴而归。文化交流是讲个平等的，所以我建议“十博士”，等到别国开始禁春节，再来谈禁圣诞节也不迟，如何？

　　照他们的主张，来自西方的器物、观念和习俗，多了去了:元旦、五一、共和制、公历纪年、高速公路、互联网络，要禁也禁不完。何况还得考虑实用性，如果都像倡议书的结尾，采用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那倒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在多元社会，“十博士”要抵制一切西方文化，这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问题在于，某些提倡国学的人，总想借助权力，把个别人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凡事都要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就未免有点大言欺世了。

　　既然我们今天已经承认了多元化，就不应当内外有别。在国际上要求多元，在国内又要强迫一元；热爱自己的文化，却又反对一切外国的文化，逻辑上首先就不通。近日《参考消息》转载一篇文章，说中国人手中配备了两把万能钥匙，一把是“国际接轨”，一把是“中国特色”，涉及国际接轨的多是硬件部分，涉及软件部分的都是“中国特色”。那个外国记者满腹狐疑，说中国人真行啊，似乎永远有道理。我读了先是笑，继而想到他话中有话，他把部分国人看做是全体中国人的代表了——心里顿时悲哀起来。

　　因为他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据新民网称，有六成的网友支持抵制圣诞节，即使那些支持过圣诞节的人也是理不直气不壮，一再申辩只是图个轻松、热闹，并没有受西方文化影响。好像一沾上外国的边，就成了汉奸卖国贼，就像当年不敢沾阶级敌人的边一样。

　　南斯拉夫作家达尼罗·基希曾说，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的激情，有这种情绪的人不在意他的家庭、工作，他自以为知道他的人民的基本价值，他对别的民族不感兴趣，一切民族对他都是异己。他整天想的就是，如何解决时代的问题，保护民族及其声望，支持其传统，执行公共使命。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Re:神州需要圣诞
[ 2006-12-24 13:16:00 | By: wuweizi ]
像过圣诞那样过节
2006-12-24 10:15:29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美国来信之薛涌专栏
　　
　　北大清华等校十位“博士”联名抵制圣诞节，并且还真写了一篇宣言:《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

　　既然人家讲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我们就不妨翻翻《论语》。《学而》的开篇，孔子就讲“人不知而不愠”，接着斥责“巧言令色，鲜矣仁”。读通篇的《论语》，孔子的教导始终如一:少说多做，以自己的行为做别人的典范，这样人家就会到你这里来求道，那些动不动就自我标榜的人，最让人不耻，言行不一者，更令人厌恶。你真有“主体性”，做出来给大家看，少嚷嚷。

　　遗憾的是，一位在宣言上签名的北大哲学系的周“博士”指出:“中国当代人的穿着打扮、生活方式都受西方文化影响太严重，圣诞节就是典型的例子。”可是，网上刊出的由他“本人提供”的照片，却是西装革履，洋发式，“洋眼镜”。这不是搞笑吗？在北大哲学系搞中国传统文化，难道不知道孔子讲的“观其言而察其行”吗？

　　我们不妨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现在不仅圣诞节在中国流行，春节也在美国流行。我在美国住了十几年，一直不过春节。这大概是因为在国内过得倒了胃口:大家除了看那平庸无聊的春节联欢晚会，或者吃吃喝喝，还有从港台学来的送红包等等，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可做。可是，这几年，每到春节，总是美国人提醒我“节日快乐”。孩子的学校要把我们请去，给大家介绍中国的春节。当地的图书馆等文化机构，还会举办纪念活动。中国城则更有大型庆典，广告做得哪里都是，美国家长也带着孩子和我们一起去看热闹。两年前看报道，拉斯韦加斯的赌城，一到春节几乎摇身变成了中国城。因为中国的赌徒人多势众，做生意谁敢得罪他们？以我们的标准，这是不是中国文化对美国的侵略呢？是不是美国也要出来十个“博士”联名呼吁抵制春节，反对商家炒作外来节日呢？

　　我们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跨国整合，文化汇流，使中国经济起飞，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综观人类的文明史，这种文化汇流碰撞的时代，多是文艺复兴的最好机会。欢迎外来文化，不仅可以取人之长，而且也可以给本土文化带来创造力。我们所引以为自豪的盛唐，不就是胡风横扫天下，长安满街卖胡饼的时代吗？

　　当然，拥抱外来文化，并非盲目追风，应该有个尺度。在我看来，尺度无非有两个:第一，要看这一文化和我们所珍重的核心价值是否相融；第二，要看这种文化本身是否优美，是否能弥补我们文化中的缺失。以这个标准看，我们不仅不该抵制圣诞节，而且应该学习怎样过圣诞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都是我们珍爱的传统价值。你到美国看看就明白:圣诞前几周，街上许多人戴着圣诞装饰，手摇圣诞铃铛，在进行慈善募捐。连老布什夫妇都带头在街上摇铃铛。普通百姓给为自己提供服务的人(如送报纸的人，清洁工，学校老师，学校边上的交通管理员，门房等等)送礼物。这并不是搞关系，因为礼物送不送，并不影响你享受的服务质量。但圣诞节的精神，是对待所有人如同对待自己的家人，要借这个时机，想想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要心怀感激。再看无家可归者的救济中心，充满了志愿人员，发放着大量的捐助礼品。一些公共建筑、写字楼、学校、医院，到处是给贫穷孩子捐献玩具的箱子。我的女儿七岁半，最近每天带她出去，她都要从自己的零花钱中拿出25美分，捐给那些募捐人员。再看看我们的传统节日，这样的精神还剩下多少？难道这一切我们不该学吗？这怎么能证明“圣诞节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很大的冲突”？

　　弘扬中国文化可以，提倡传统节日也可以。但是，你首先要做的，是挖掘自己文化中的伟大精神，使传统节日具有道德目标。过节不是吃喝玩乐，而是一个庆典。你要在这个庆典中，重申自己对社会和他人的道德与感情承诺。这样，节日对社会才会有感召力。不懂这一点，就去向别人学。孔子不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吗？靠打压别人来抬高自己，只能说明自己的文化破产。

　　我愿在这里向久违的国人说一声“圣诞快乐”！我不是基督徒，当然更不想提倡基督教。但是，圣诞节已经是个非常世俗化的节日。它强调人类之间共同的纽带，强调陌生人之间骨肉般的亲情，它让我在厌恶过节了20年后，又领会到过节的意义。我希望大家借此机会想一想，怎么像爱你的家人一样爱你的邻居，而不是一天到晚琢磨着发明个什么“准入制度”，把那些碍你眼的人从你的生活圈子中驱逐出去。

　　(作者系旅美学者)


Re:神州需要圣诞
[ 2006-12-24 12:55:00 | By: wuweizi ]
北大清华“不过圣诞节”十博士倡议书（摘录）
2006-12-24 10:15:30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
　　
　　西洋文化在中国已由“微风细雨”演变成“狂风骤雨”，最为直接和集中的体现，莫过于“耶诞节”在中国的悄然兴起与日趋流行。在此，我们，十位来自中国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博士研究生，郑重呼吁国人慎对“耶诞节”，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

　　……

　　我们主张宗教宽容、尊重信仰自由，我们无意排斥“耶教”。……

　　但是，我们注意到，大部分国人在不信仰“耶教”乃至对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不假思索地使用“基督教”、“圣经”、“圣诞节”等只对耶教徒本身而言才具有神圣意味的称谓，甚至浑然不觉地加入到“耶诞狂欢”行列。尤可痛者，在幼儿园、中小学校，教师为孩子们集体过“圣诞节”、树“耶诞树”、发“耶诞礼物”、做“耶诞贺卡”，更是无形中把一种外来文化与异质宗教人为种植在毫无文化鉴别与宗教选择能力的孩子们的心灵之中。我们认为，这是国人的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即在对“耶教”没有任何价值认同与宗教归属的情况下，就随“耶教”之波，逐“耶诞”之流，无意中为“耶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泛滥推波助澜，为中国的“耶教化”营造了文化氛围，做了“传教士”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

　　国人在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亦即经过百余年来国人对自家历史文化传统系统而又激烈地批判和颠覆之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已经呈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导致中国缺少主干性的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进而导致中国现代文化的荒漠化和混乱化，从而为“西风劲吹”和“诸神乱舞”打开了方便之门。……

　　……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国家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角度深刻反思中国的“耶教”问题，从建设中国“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的角度重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积极引导国人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警惕和防范中国的进一步“耶教化”。

　　……

　　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

　　西历二○○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十博士倡议书摘录)


无为子：其实,这些博士们署上日期时,不应该再画蛇添足用"西历"(西历公元纪年,不正是耶稣降生之年划定的吗),这样不更显出博士们对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绝对忠诚吗?

当年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几位东方博士,不远千里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朝拜耶稣,与今日的"十博士"的做法,正是鲜明对比。

本文来源：无为子博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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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批判杨伟民事件的启示

秦人是谁？陕西人是也！一说秦人由东方辗转迁至，一说秦人自古居西部，还有说秦人祖先即古羌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渊源问题，但待考证，认识秦人其实只须由行为禀性切入。秦人性情干烈，直爽率真，是国人共识。秦人少废话，最烦“嘴客”（嘴巴上的功夫）从俗处说，有省外人斗架，吼声连天，如是鸡斗，并不见实际行动。秦人则于不快中二目对视，厉害分明，简单了之，并不多话，上去就是一刀……完全的冷兵器古传遗风。

秦人其实并不卤莽。自古出药圣，出诗圣，更出司马迁，司马迁成就《史记》，更创“龙门笔法”，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因此秦人自古多忧天下大事……

陕西关中有叫户县的地方，是著名的农民画乡。然不被人多知的还有一个叫杨伟民的乡里小会计，曾于1962年上书万言，敢冒天下只大不韪直谏中央，导致最终毛泽东发话——

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共 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毛是从196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宣教动态》上知道了秦人杨伟民的万言书《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的内容。8月6日，毛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上述谈话。

杨伟民的万言书最初是以“三个共 产党员”的名义上书。也同时得到地方党委给予的激励，统一认为文章代表了党心民意。是于为难中解困中国经济的警钟之篇。但文章却引来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毛将其文章主旨之关于“包田到户”一意孤行地认定是主张“分田单干”，是公然主张对抗党的大政方针，要针对此“不能无动于衷”。继而开始将其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公开批判。只几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杨伟民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被轮番批斗。1968年杨伟名与妻子一起含冤服毒自杀，成中共党史又一千古冤案。

现在我们如果说毛泽东直接反对将1949年以后的中国定位为“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话，似乎是在讲关公战秦琼的荒诞故事，且不知在中国西部还曾有一介秦人，一个小会计，早于四十多年前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中国社会定位。而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方才醒悟到“初期”一说，方才于党章里做以定位。

事实上，杨伟名在1962年的上书万言中，就曾经高瞻远瞩地直谏党中央“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应用于诸如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而这些主张只在17年后，就被中国的现实一一印证。

杨伟民事件已为众人周知，至今却只被用做伟人意志导致大家悲剧、人物悲剧的历史事例传说。户县地方政府最近的确是为此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将户县图书馆命名为“杨伟名图书馆”；成立了民间社团“户县杨伟名思想研究会”；编辑了《杨伟名文集》；拍摄了杨伟民电视纪实片等等。陕西省志书亦于新版中客观记录了这个农民思想家的事迹。

但是我们想到的不只是形式上的肯定，而关注的更是一贯主张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党派却为甚在党内对一小小分子（杨伟民为中共党员）的民主言论有着那样彻底的不容？也希望明白在那一人意志为天下意志的当年，为什么有了那么多的统一意志？尤其是那些曾经最初对杨伟民鼓励加鞭策的地方党委却忽而风头一转，偃旗息鼓，导致文革开始后的杨伟民成为孤军之战，最终逼上死路……

历史的经验值得记取。今天于杨伟民逝世44周年之际，我们将现代千古奇文转载于下，供大家分享思想家是如何做先行思想的。

附录：

《当前形势怀感》（又名《一叶知秋》）


一、前言

参加农村基层上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外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心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

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

这篇“怀感”于各节申述中，不少雷同重叠之处，所以然者，皆在不同角度，用不同比喻，反复说明问题。

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这篇“怀感”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情”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台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

这篇“怀感”，除“如实反映情况”并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

这篇“怀感”拟邮寄有关领导单位及个人，作为研究参考之用，并望赐复指正是幸。

只将“怀感”所及，分别记述如后：
　
二、忆“撤退延安”

1947年4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为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将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当时果真按照这样观点去作，不但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河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的再行分析了。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见以下各节。关于“关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前曾写有专题。

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三、处方

医生对病者的诊断过程：始则“望、闻、问、切”，进而分析研究对病情作出判断，然后开“处方”以治之。在处方将用未用之前，处方的效果，尚属医生估计分析的可能性阶段；而处方之真正有效与否，需以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如何以为断。处方未用前，仅属可能性的效果，过早的当成现实的效果，则是不妥当的，病患者病情的好转与痊愈，才是处方有效的验证，反之则反矣。

当患者服药之后，病情未见好转，或仅有好转而迟迟不能痊愈时，可尽快的重新调整处方，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

同理，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并且估计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当前克服困难会收到效果。而我们不能认为困难已经得到克服，我们必须密切注视措施应用的效果，发现不能解决困难时，就得及时的考虑改用新的方法，于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措施的应用和调整，则要到困难得到彻底克服而后止。目前我们已经采取的步骤“三大政策”……等，不能认为是克服当前困难应用措施的最后一步。
　
四、腰带

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就会觉涣散无力。看来勒条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的把浑身都捆起来，那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

再者，腰带的有用除了仅有一条而外，而缠在腰里的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按国民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理由明显，毋容赘述。
　
五“改造”与“节制”

几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回顾一下这种紧张情况，是发生在1954年开始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开头两年，还不太看出，这是因为原来社会商品有储存，继续维系着市场的供应的结果。而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应看作是原有储存逐年消耗然（这与在农业合作化开头几年用单干时土地遗留下来的肥力长了几年好庄稼，以后则每况愈下的情形是十分相象的）。虽然说市场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不尽属于此，但属其中主要因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按说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产品逐年增多，从而市场供应亦当臼渐充盈，但其结果，却正相反，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追求所以致此原因：首先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工、农业脱节现象。农业生产迟迟不前，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属“外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工商业改造”本身问题，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分化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目前的工商业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六、“恢复单干”

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民群众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较妥当的。如果目前农村群众在思想上有的存在着恢复单干的愿望，那么他所希望恢复单干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呢？就目前群众的认识水平和交谈情况来看，多半数“是”，少半数“不是”；属于是者，这里且不必说，属于不是者，却有必要提出讨论。

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再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这种单干，其所以有别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曰农具可以私有，但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就目前农村客观形势来看，社员集体观念太差，近两年来，更是这样。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干部领导水平过低，远不能适应生产队工作需要，任务过重，力气过怯。

按：社员集体观念太差，干部领导水平低，看来是个教育锻炼问题，而锻炼和教育，则是长期的，而当前存在的问题，却要求“立竿见影”。

按：新的单千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条件，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至于将来如何适应机耕问题，他们认为不必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土地老早就连了片迟迟不见机耕来）。领导集体生产的基层干部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的朝着集体促进。

按：“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如在合作化时虽说“人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仍归公社领导，为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领导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直接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七、“过”与“退”

据医生朋友们谈：人所患病症中，有所谓“并发症”，即如患麻疹引起肺炎，患“急性高热”引起脑症状--昏迷、抽风等，以上两点皆为“并发症”，又据谈前者病之“本”，后者病之“标”，治疗之道以治本为主，标则兼而治之。把这与克服当前革命工作中的困难比较，道理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是很“严重”的，而这“严重”困难的造成，自有其根本的渊源--“病之本”。而目前存在诸如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迁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丧失信心，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表现，统属于“病之标”。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如何设法消除，则属于兼而治之的事；要希望问题能够尽快的获得根本的解决，那就只能是探索渊源而治其本了。

现在进一步我们要问：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什么？而克服的根本办法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必多所引证，只就“过”与“退”二字略作申述。

所谓“过”与“退”者，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几年来，总的形势我们是在退。至于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退了几里？还需再退几里？这是我们所要提出进一步共同讨论的问题。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从上述情况看来，回答我们需要再退几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工商业政策方面，大体遵循孙中山先生“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的原则。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
　
八、“走后门”

“走后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人都很明白，就不再说了。走后门这回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大家都还记得，是从1958年开始露头。从这以后，逐年显著，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了。

因为“走后门”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次在工商企业中还大力地反过一次。从这以后，走后门的事，比起从前少了些，不过采取这种反的办法要收到绝对的堵塞后门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至于如何彻底消灭走后门的问题，下面好来说它。

近来自行车标价六百余元，大量出售，顾者虽亦不少，而排队争购之局，已见敛迹。何以至此？缘自用者购之，欲之渔利者却步使然。

“高价”自行车的出售情况，给我们提示走后门这件事的根源，以及消灭走后门的根本办法，这就是：①牌价与黑市价格差距过远，暴刊过大，把这与目前群众觉悟水平结合起来，有如“风流少女”与“贪花浪子”，欲求不拈污，是不可能的；②凡出售给农村的一切工业产品，皆以高价出售，农产品及原料收购以高价付之，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任务，以满足农业以外靠工资吃饭（设目前工资不变）的各行业人口的生活需要为度。

这样以来，黑市不存在了，走后门的路彻底根断了，投机倒把的事情随着相应减少，以致消失。至于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把它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九、市场管理

按国家统购政策，一类物资是不许上市的。但就目前形势看，一类物资自由交易的行为，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事实，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对一些领导同志来说，也是很清楚的。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一类物资采取严格控制、坚决取缔的办法，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粮、棉、油等物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尤其春荒时期，粮食的困难程度更为加深。也正因为如此，所谓不合法的一类物资自由交易行为，才能以公开的秘密形式，普遍的出现，并一直存在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有关市场管理问题如馍、饭、蛋、肉、莲藕等自由交易，就无必要再加禁止了。

按目前国营、集体经营的食堂等行业的供应情况，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可以借助自由交易的支援，共同满足群众的要求。这难道还有什么害处吗？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会助长投机倒把。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的办法。我认为投机倒把是兴大利中的小弊，就像因为抱小鸡才发生鹞子抓鸡的事，我们能因怕鹞子抓鸡就不抱小鸡了？看来真正的鹞子要防，而鸡终是要抱的。

入春以来，户县市场管理工作中，曾有过几次大收，包括馍、肉、蛋等。其结果，除了引起群众一片怨声，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外，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并且在所收东西（馍、蛋、肉）的处理上引起群众的种种怀疑和不满。
　
一○、烦琐的哲学

据说毛泽东主席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定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之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二件小事谈起。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十八斤，所辖生产队九个，每队平均二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①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九斤，②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③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④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⑤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⑥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⑦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⑧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⑨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再作帐务处理。⑩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以上收购十八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烦琐的了！而目前这种烦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碱煮青颜料六包计六市斤。全大队二百八十六户，每户平均二分多些，如何分配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又无法合理）。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蛋的一位同志说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购？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仅止此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一一、双程轨道

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叠，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按：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犯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的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的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的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更能不断的集中上去，又不断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从以上情况看来，群众意志能否广泛、正确而及时的集中上去，是能否正确制定与贯彻政策的唯一关键。于是广开思路，调查研究，重视群众反映，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就显得万分重要了。

以下再就一部分人对民主集中制的社会问题，简单的谈谈。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光讲民主，民主还有个集中制呢！从字面上讲，他们倒像没有说错，但从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序方面去了解，就会觉得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民主与集中，就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意为集中就是专制--不民主），或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或者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中（即专制）、而是民主与集中（专制）简单结合，或折衷并容。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误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一二、提建议有感

两三年来，先后提书面建议多次。建议内容，有为国家政策，有为情况反映。发送单位十六（各级党委），份数计三十一，园（圆）满作复者五，泛泛回复者六，余皆挂号回执而已。

对此虽然遗憾，然一转念间，亦不甚介意，而最可令人深思者，信之不复，封群众建议之口，复之潦草，冷人民热爱集体之心，何言密切党群关系，对此之作岂可得乎！又次，气可鼓而不可泄。实泄也，非鼓也！按调查研究，旨在材料汇集，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今材料送上门来，而又漠漠然置若罔闻，忙乎？重视不够平？究何属！不得而知！仅此提出，引起注意是幸！
　
后记

“前言”一节，尚有余意未尽，兹随释于后：

（一）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二）第二节中，“濒十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是否有分量过重之处，经考虑再三，确认无偏误，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表述如上。

（三）第六节中，劳动致富、生产发家两句话是解放后合作化前，我们所提出的，但就目前农业牛产水平看，“老话重提”，还是很适用的。

陕西省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党员：杨伟名、贾生财、赵振肉
1962年5月10日

本文来源：老虎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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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文学

德国汉学家顾彬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称“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狼图腾是法西斯”、“美女作家不是文学”、“鲁迅原来很 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 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

这话由一位享誉国际的德国汉学家说出来，作为中国人，心里的滋味真是无法言说。

看到这条新闻时，我正重读张承志。从《北方的河》、《黑骏马》、《西省暗杀考》开始，包括他这些年的大批随笔，一直到最新发表在《读书》2006年12月 号的《四十年的卢沟桥》。这些年，张承志的头上一直带着“原教旨主义者”的帽子，90年代，我曾在的一家报社确因一篇批评张承志的文章引来轩然大波。距离 初读张承志的日子已经快20年了，此次重读却依然让我血脉奔涌。他对汉语的贡献怕不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大帽子可以抹杀的。我也惊觉确实已经多年没有这种 在汉语的韵律里驰骋的阅读美感了。那么，这20年，我们的文学究竟怎么了。

或者，在21世纪谈文学的去向问题不免滑稽？可眼见垃圾文字漫天飞舞，舞台上各色人等上演着丑剧、闹剧，难道我们生活在地球的这些年，就命定遭遇文学的空白，独留昨日英雄寂寞的背影一路苍凉？

这20年，我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文学，沙漏般捕捉令我激赏的作品。现在下结论也许为时过早，但无数作家鱼贯而入，又汹涌而去。只剩下对张承志、韩少功的敬 仰。点数这些年过眼的作品，再回味下来，阿城、王小波不免过于聪明了；余华的江郎才尽有目共睹，但愿是间歇性的；孙甘露在沪上的杯觥交错间写起了不忍卒读 的互联网文体，还没老，却奋不顾身地晚节不保起来，这几天读到他的新作，想起当年的《访问梦境》，也只剩下了叹息；薛忆沩保持着稳定的张力，据说前两年远 走他乡，期盼着他的新作……

还有哪些作家在恪守文学的操守呢？或者，这年月谈什么操守会被新一代笑死？

谁还在把自己当成作家？谁还在读可以算得上文学作品的文字？这恐怕是德国汉学家未曾想到的当今中国的大背景。或者，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中的国家，文学已经是又硬又臭的绊脚石了？！

在作家都拼着老命在媒体曝光、和张艺谋之类套近乎的年代，讲一则并不新鲜的轶事：客居美国的张爱玲晚年被无耻的八卦记者盯上，竟然在张的住宅门口的垃圾 箱里翻出新闻，当时的台湾大多数报纸还算有操守，都拒发这条消息，可终究还是有无良媒体把它印了出来，张爱玲在朋友的帮助下立即搬走了，又消失在公众的视 野中。对于这则八卦，只字不提，不做任何回应。当然，她那是不屑。可惜，现在的所谓“作家”们只为我所用的看上了张爱玲的那句“成名要趁早”，而且，还是误读。

转发张承志的那篇文章。那天在地铁里，读得我做过了站。

四十年的卢沟桥

张承志

从未有过一次写作如这一篇，从立意一直沉吟，居然踌躇了二三十年。

它总是难合时宜。二十周年时就有了这个念头，但那时毫无谈论这个题目的条件。那只是一种蛮横的压力，逼迫的气氛在强人所难。那么我拒绝，我想，谈论它需要真正的畅所欲言。耐心等着时过境迁，我悄悄地做着准备。

人可以再次回到缄默，但心里的自责却在堆积。因为这不是一篇私人的学艺之作，这是一笔不能逃避的孽债，是一次赎罪。

二十年过去以后，三十年也过去了。如今已接近他含恨死去的四十周年，还是没有期望的气氛。但是我的心里一直印着这个题目，它宛如一个阴影或一个牙齿，啮咬 着我的内里，使我觉得心事未完。在漫长的时间里，它似乎是我的一个莫名的陪伴，我的文字因他不敢狂妄。这是一笔作家的负债，不写了它，我不能获得安宁。

今天是四十周年的一个纪念日，我决心把它写掉。看来它永远也难逃不合时宜的宿命，而我也没有余裕太久地等待。

过长的腹稿时间，造成了思想的复杂。时至今天，我要写的已经和二十周年时大大不同了，已经有了更多的问题加入，同时事情也变得简单，其实要说的非常直白。

北京郊区得卢沟桥，坐落在被截流之后的永定河上。河滩地破败不堪，工业驱赶了乡村，满目一望荒芜。“文化大革命”中被命令迁出的穆斯林墓地，就安置在桥附 近的一个坡岗上。在一边，紧紧毗连着这片墓地的，都说就是北京市处决死犯的刑场－－我想纪念的遇罗克，大概就是在这里，被一颗枪弹击碎了头颅。

已经记不清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还是在次年的正月。只记得那时街头驶过的宣传车上，涂着打到反动的《出身论》的标语。接着在一份小报上读到了那篇长长的文章，印象是他们是另一派的敌方，属于压迫老红卫兵的思潮。

今天谁都知道：那是一个以家庭出身为借口，对人实行分类、歧视甚至压迫的时代。但当事者喜欢拘泥有利自己的细节；以家庭出身把人划分成三六九等的种姓狂 热，只不过横行了两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到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全国已是一派批判反动的血统论的怒潮。到了那个冬天，曾经骄横一世的老红卫兵正纷纷锒铛入 狱，中央“文革”对“老子英雄儿好汉”做了富于理论意味的结论：“他们主张的，是封建的地主阶级的血统论。”

他的死，其实不是在血统论横行的八月，而是在血统论如过街老鼠处处被围追堵截的时候，突兀地发生的。

我在很久之后也没有弄明白：究竟为了什么，专政的铁拳会狠狠打在了一面认真研究着党的政策和毛泽东思想、一面顺应着全社会对血统主义批判的《出身论》作者 的头上。历史脚步在当时的具体痕迹，悖乎人想当然的估计。其实人早就被深刻地分类对待了。这是一种异化的迹象。只不过，不管是当时高人一等的一方，与感受 歧视的另一方，都没看见社会这更深的一层。

我举意写这篇文字以后，我多次企图读到遇罗克的判决书，但至今也没有如愿。后来听说出版了一本悼念他的书，但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更强烈地意识着的，不是枝节的解释而是立场的追究－－毕竟我的双脚曾经站在那一边；在那一边，我们看杀或者加害，心情轻松，不加思索。

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但当时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是怎样的依附权势的一翼。我们全然没有发现，唯独自己投身的它，沿袭着一种漫长的历史和阶级的腐朽，它隐藏着人的对他者歧视的恶秉，它是一种卑劣的传统，一种丑恶的遗传。

当然这都是今天说出的话。而作天，跻身这一翼会有舒适的快感。哪怕在讲究精神的六十年代，附庸体制的快感是实惠的；即便少年的我们，也在本能中懵懂地懂得这些。

哪怕到了此时此刻，哪怕思想的认识已然足够，我也不敢说：若是那时头脑清晰，我就能一迈脚踏入泥潭。还有一个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众多的、被视为反体制的 思想和行为，事先已决定规避那种遇罗克遭逢的恐怖。当年，就算意识到了这一边的不义，谁能说，他肯定会蹈火赴难，站到受难的那一翼去！

抗议“歧视”的遗产，里外都满是苦涩。也许正因此，它才显得那么宝贵。

血统论这个潜入革命的母体、在一九六六年突然成了精的怪胎，好像生来就是为了对时代实行玷污。我对它不能容忍。它那么肮脏地玷污过，连同我们对革命的憧 憬、连同我们少年的热情。在一本书中，我讲述了自己的这种心情：“随着自己的能力增长，我一天天一年年地愈来愈厌恶血统论。我觉得，它在我最纯洁地少年时 代侮辱过我，或者说，它使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有过因恐惧而媚俗的经历。我因此而极端地仇视它。”

那时的敌视是含混的。我并不懂，要迎对的敌人是对人的歧视。

一个印象浅浅地，但是镂刻着。在我淡漶的记忆中，一丝震惊像永远鸣响的警号。即使那时还不谙世事，即使当时身处与他对立的营垒，即使后来听说他还触碰过更大的禁忌，我仍不能想象；那篇文章的作者居然会被枪决。

前些年看多了善人们的忏悔表演。那些沉思冥想的作态不值一文。我想，真的忏悔并不用词语表示。它永远比人想象的激烈得多。它是一种宣言和战书，是自寻死者的风险，是踏上死者的立场。死者不需要道德文章，但他们渴盼有人继续他们的奋斗。

我不仅不认识遇罗克，甚至不熟悉他的故事。他于我只是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的那个印象，如一个陌生的符号。但我知道，没有谁能如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我的灵魂暗处，一直凝视着我。

不消说，他若活到今天，无疑是一名作家。那么多不适当的人都成了作家了，他怎么不能呢。但他倒在卢沟桥边的沟壑里，只留下了《出身论》。不能把这篇在苛刻语境里写下的文字，视为他表达充分的遗作。他留下的遗产，是拒绝对人歧视的立场。

多年来，在无人知晓之间，每逢踏出关键的一步，每当面对思想的抉择，我都感到与他发生了对话。因为对人尊重或歧视的命题，并未因为祭坛上有他做了牺牲就已然结束。也许正相反，在更大的范围内，这个冲突愈演愈烈，他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在他惨死的几十年后日渐尖锐。

敢于反抗歧视，决意与被歧视者站在一起－－在歌舞升平的此时，如招人耻笑的一种怪谈。但它又确是知识分子优劣的标尺，是戳破伪学、伪文学和取媚体制的伪知识分子的利器。哪怕恰是那些人，多把遇罗克挂在嘴上。

我想，若是对死者的悼念，只是替换成新形式的歧视他者，则卢沟桥的冤魂就只能抱恨了。那至少是对逝者价值的轻慢。但是不会，死者的强大启蒙不会允许，四十年前他殉死的刺激，宛似大地上撒下的种子，只要遇上气质类近的人，种子就孕育胚胎于土壤，早晚破土而出，发芽抽枝。

在如此沉重的一篇文字里涉及自己，首先会使自己感到不能容忍。但是，当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看着自己的双脚走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过一 种踏实。因为那时我的心里似乎掠过了一丝欣慰，我意识到：也许我可以面对那位陌生的死者了。和一个受到曲解、歧视、压迫的群体在一起誉毁与共，尽我微薄之 力，还他们以尊严－－原来这就是我苦求不得的形式！这就是我的忏悔，它更是尖锐的挑战。我忍不住莫名的兴奋，再也没有走的犹豫。因为我相信，这种位置和处 境是能经受住遇罗克的审视的，它远比那种欺世骗人的忏悔作文更具意义。

我不知道，我有时忍不住想对他说－－当气质类近的人真地走来，真地选择了被歧视的一翼、真地加入了低贱者的阵营，甚至也赌上人生直面着卢沟桥的风景时－－是否就完成了宿罪的清算，是否就做到了对他的告慰。

悼念也不是虚伪的赞美。有时候，思想的试练，即便对死者也不会放过。这是一个有点苛刻、但饶有深味的话题。不止一次，每当念头集结到他身上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想：若是他活到了今天，他会走到哪一边去呢？

他在自己的早期思想之上猝然倒地。他完成了自我，没有再面对以后的一系列历史拷问。然而继他而来的人必须正视这些，因为历史不会原样重复，他反对的特权与歧视，会不断地变幻旧貌新颜。我们想念着以前的他，选择的却是纷杂眼前的路。

记不清多少次和旧日的朋友谈到过他。我试探他们对这件事的心思，想知道他们是否也心怀负疚。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该对他感到更多的责任。但是人大多习 惯了活得轻松，一如他们也并不觉得应该对巴勒斯坦的受难、对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亡国、对伊朗的遭受威胁忧心忡忡。他们不同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教训之 一，即对人的歧视乃是一项严重的罪恶；正如他们不同意－－新帝国主义的世界控制战略与阴暗的他人歧视思想互为表里；他们反对－－今天对新帝国主义的抗议， 是正义知识分子的人道原则。

遇罗克会怎样分析每天流过电视屏幕的、严峻而又恐怖的现实呢？他会怎样坚持自己抗议歧视的思想呢？我们无权这样追问死者。但是，又确实存在着对民主本质的追究。强加给人类的不尽的艰辛和流血，要求着一种思想的进步。

我们已经看惯了一些所谓斗士，从民主的火线突围，却钻进了帝国主义的裤裆。尽管历史已几度周折，帝国主义已几次撕去民主的面皮，但他们却依然老经旧调，既 没有清醒地分析大局，更没有反省自己地生存－－由于他们系前途命运于帝国主义之卵翼的存在方式，他们的启蒙，被启蒙的本质否定了。他们呼天抢地扮演的悲怆 角色，已经变质为帝国主义正当性的注解。

遇罗克与他们之间，存在着不易觉察、但是区别巨大的不同。我以为这一强调是重要的：遇罗克民主思想的核心，是抗议对人的歧视。回味这种色彩和立场，它悲哀 而坚硬，它属于漆黑的下九流，无缘附庸上流的精英味。他写过的那部作品，只是被践踏污泥的、卑贱一族的争辩书。这种归属，本质上反叛着上述的“豢养”，甚 至与强势的世界不能共语。被歧视的卑贱地位，可能养育一种深刻的尊严，也可能导致更可悲的下贱。对他的思想所处立场的留意，使得我总想窥见他的来世。

作为他的承继者，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变本加厉的各样歧视。对人的歧视并没有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而收敛，反而从新世纪降临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对弱者、 对少数、对他者的权利、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不同的文明。从民主渴望开始举步维艰的启蒙，又悲剧般迎对着侵犯和抹杀他者文明的神圣十字军同盟，正如迎对着 当年神圣的“阶级路线”。

每年几次，凡是去卢沟桥墓地的时候，我总是顺着老人的指点，试图寻找那个地点。隔着一簇簇穆斯林的土墓，隔着一条土路，据说就是枪毙犯人的刑场。他是倒在 这里么？他是被打在头部么？忙着自家的扫墓，想着他的故事，我的周身掠过异样的感觉。距离危险和残酷居然这么近，这不能不使人联想怪异。

无论如何，他的故事所挟带的血腥，使追随的人心怀紧张。卢沟桥原貌未改，仿效他危险而困难。我们是在空隙宽阔的时代，重温他的遗产、并决定要走他的路的。 歧视似乎远远淡去了，也可能正乌云般啸聚，加紧其全球化的过程。比起他，一切都没有多少改变，甚至失去了思潮的簇拥。不过这不是一个非要劳神的题目；道路 自会引领着人前行，弱者和英雄，当他们在走向卢沟桥的时分，结果会相差得很少。

仅以这篇小文献给遇罗克的冤魂。

写于二00六年初秋

本文来源：声色犬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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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十年后的中国

原文发表于香港《广角镜杂志》2000年4月5月号

一、十年后的中国

记者：在中国学术界，您充满了争议与传奇色彩，一向有“异端”之称，“斗士”之誉......目前您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何预测？

何新：我没有你讲的那么“传奇”。关于国家前景，我想讲两句：1、如果中国能够持续保持十年以上的社会稳定，那么在21世纪上半叶，从总体综合国力讲，中国将可以成为世界超级强国。2、但是，今后的十年对于中国也将是非常危险的十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汇聚而释放出来。

记者：您的根据？

何新：关于第一点。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已经把过去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结构基本上都打破了，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最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害怕的一种资源（评：实际上也是一百多年前就诞生的“黄祸论”的根源）得到了解放。这就是中国所具有的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力这一资源―既包括体力劳力，也包括智力劳力。。。。。。

事实上，西方所谈的“中国威胁论”，最主要并不是指中国在军事上会威胁谁，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目前在军事技术上和西方高科技的军事力量还是不能匹敌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

二、中国威胁论的真实含义

记者：您提示了一种向外看的思路，但目前多数经济学家所谈的都是关于“内需拉动”的问题。

何新：近代资本主义...本质就是向外看主义，就是外贸立国主义。没有对外贸易，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都是以小国寡民而成为世界霸主。靠的是什么？是开拓世界市场而取得的金融和商业的支配力量。现今的人们忘记了这一段历史，滥谈什么中国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制度危机。

殊不知，这些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单纯依靠内需市场解决不了工业化发展中的成本上升和资源短缺问题。看一下日本就知道了，日本在那样一个小岛上，聚集着二亿人口，就人口密度、资源紧缺和土地稀少来讲，比中国问题要严重得多，但日本仍然能成为世界先进强国。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市场在全世界。日本可以通过对外输出....获取高附加值的收益，就解决了那些问题。

西方现在发现中国也有人懂了这个道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向外看的国家。...现在中国已经一块一块地夺取了过去属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市场，这让西方国家感到很害怕。因为这种外向型的经济循环，将可以象滚雪球一样，使得中国的资本规模越滚越大。西方所说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主要就是指这一点。

三、香港面临新的金融危机

记者：但您刚才说，今后十年也可能是中国不稳定因素萌生发作的十年，那么在您看来，这些不稳定因素主要是哪些呢？

何新：我觉得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指导改革的思路有问题，也就是发展战略有问题。我们不能老是被西方的模式所误导。换句话说，不能老是跟着美国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人设置和引导的路子走。那是一系列的圈套，走一步，陷一步！20年的中国改革，有经验有教训，但是经验和教训都反复证明着这一点 (东南亚国家的遭遇也证明了这一点)。举一个例子，我预测在今年（何新重复强调了一下“今年”），香港很可能再度发生金融危机。在上次金融危机前香港在英资带动下大炒红筹股和房地产业，这次换了一个新的虚拟的概念性的产品―“网络”―所谓的科技股，又在大炒特炒。许多人以为，高科技股就是高科技，这完全是误解

我们知道，股票市场的运作方式是：庄家把一个概念做起来，注入资金，把它的股值炒高，散户们一看这个股值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为了追利就纷纷跟入，但当股值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作庄的大资本获利回吐，逐步抛盘作空，股值就下跌。最终，那些跟它的散户们就象退潮后被晾在沙滩上的鱼那样，握着贬得一钱不值的股票无奈地等待下一次涨潮。如果庄家是外来的，如果赚到的资金被大规模地卷出香港，这就是金融危机。现在是美资、日资、英资又在香港做市，把网络概念股炒高，这和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炒红筹股、房地产概念股情况相似，不过炒作题材变了一下。

香港现在实体经济并未恢复景气，目前股市的景气完全是虚假的，实体产业的股票没有长，只有这些概念股在疯长。为什么炒家专做概念股，而不做实业股票？因为实业“盘子”大，庄家做不动，而这些新概念股“盘子”较小，便于炒作。所以，香港今年有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危险，我预测，9月11月最晚不超过明年春节，情况就见分晓.

这种资金转移将有利于美英日诸国释放和转移本国市场上的股市泡沫。这背后确实是一种国际资本金融策略的运用，...股市在本质上是大户用来“圈钱”的一种资本运作方式，谁的资本大，谁就有本事在股市上圈大钱。金融风险，究竟是来自哪里呢？来自西方金融资本势力（包括对冲基金等）。没有外部插手，一国内部的金融动荡，始终只是内部资本的再分配，对国家构不成大风险（这几年中国国内金融体系不断发生溃烂，但始终未爆发金融危机，原因在此）。但一旦有外部金融资本从中运作，性质就将完全不同...

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一个引人触目的新现实就是玩金融把戏的美英经济地位上升，而靠传统制造业的日、德、法、意地位下降。这个事实表明，金融突击和掠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集聚的新形态和主要形态。金融竞争超过了工业竞争和商业竞争，这也是美国鼓吹的所谓“知识经济”的真正涵义。在国际金融中占据垄断地位的美国才有资格谈什么“知识经济”，没有巨额金融资本作后盾，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资格发展什么“知识经济”。中国几亿农民，两亿工人，数千万下岗人员，可以靠“知识经济”养活吗

四、中国发展需要正确的理念

记者：现在不少专家、学者都在不同的层面讨论中国发展面临的几大问题，比如中国人口及资源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等，还有国有企业问题。您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何新：对国内经济问题我一直在作研究，但是现在，我有些话还是不想说，不想说破，不想说透

我认为，国有企业挎掉不是机制问题，根本是由于指导政策的失误。如果指导概念有问题，那么所有的有利因素都会变成不利因素；如果指导理念正确，再不利的条件也能走出来。条件不利，会比20世纪初那形势更不利吗？那个时候，什么八国联军、什么西方列强、什么日本侵华、什么军阀混战、洪水猛兽、天灾人祸、但那时有毛泽东，他有正确务实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理念，而且有一批杰出的精英，结果，不利因素终于被一个正确的路线转化成了有利的因素。

现在我担心的是，指导我们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理念有大问题。我许多年来一直在批评这一套经济理念，但是我很孤立，我只能是自说自话。没办法

如果我们有一套正确的理念的话，那么一切不利因素都是次要的。人们老讲中国物质上的一些不利因素，但那些物质不利因素不会比日本严重吧！日本的国土面积是中国的1/20，人口是中国的1/6，人家那么狭小的国土，那么贫乏的资源，能够养活那么多人，中国为什么做不到？是理念的问题，不是物质的问题。什么国有企业除了破产没有出路啊，都是胡说八道！

五、社会动乱的导火索

记者：那么您认为目前国家面临的首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

何新：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陷入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萧条。

连续27个月的社会消费指数的持续下跌，众多国有企业大面积地陷入破产和崩溃边缘，这两个情况在任何国家都是红灯。

目前的失业情况，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占人口比例以及上升速度，都可以称作全世界之最（可上吉尼斯记录）。

这些情况，都表明国家已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

可怕的是，目前存在有那样多面临着破产的国企。这些破产企业正在抛出大量的失业人口，即所谓下岗工人。而这些失业、无业人口已经成为社会中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另外，不仅工人下岗的问题，由于城市中就业机会日渐狭小，使得农村当中想进入城市寻找机会的过剩劳动力，也失去了转移就业的机会，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现实。

你看香港报纸，香港失业率只要上升千分之一个点，香港舆论就会大吵大闹，指责zf无能。但我们国内现在失业问题已如此严重，人们竟麻木不仁，海外则喝彩叫好，讲改革成功了，改得好。真是荒唐之极！

我曾经研究中国秦汉以下两千年的中国历史...结论是，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中国发生天下大乱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土地兼并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无业可就，成为流民，从而揭竿而起。

现在人们似乎忘记了历史。目前中国的社会失业问题严重到已接近可怕的程度。无数青年人失去了机会，铤而走险。...

这个失业问题，将是今后十年当中最困扰国家的问题，也是会直接导致动乱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使得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没有意义了。

什么我们的增长率多少，哪些企业已经脱困了，等等。你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数字，也可以提供很多让人很乐观的情况，而且你可以讲很多大中小城市基本设施都改善了，高楼大厦，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了，这些情况都是事实。但是，只要这个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如果在今后十年当中问题甚至越来越大的话，那么，中国一定会走向动乱。

从历史看，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一定是同步保持的。伊朗1979年发生霍梅尼革命，当时伊朗经济年增长率超过10％，是伊斯兰地区经济现代化最快的国家之一。印尼近年发生动乱、政变，而印尼前些年经济发展位居亚洲四小虎之首。

法国有一个研究法国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厄，写了一本《法国革命史》，他这本书的第一页就讲，“这次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整个国家在欣欣向荣”。那么是什么东西使这次革命发生呢？他认为是由于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而这书的作者并不是？人。

所以，我认为就业问题和失业数字是当前最重要的社会指标，其它数字没有意义，什么多少企业脱困了等等，尽管吹。但社会愈来愈乱，愈来愈不稳定，有目共睹。

在全世界，都把失业率下降与社会就业率上升，看作决定经济景气的重要数字。奇怪的是，这个数字在中国居然不被列于统计。你看国家统计局发给我们两会的这些年报，什么数字都有，就是没有这个失业率的数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这叫实事求是吗？

六、危险的投资体制

记者：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您本人有何对策吗？

何新：简单说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问题。

...最近十年来，我们的投资体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股票市场的兴起，股票市场成为了一个吞噬金钱的机器，本可以用在社会有效领域投资的资本，通过股市转到了少数拥有巨额资本的金融机构或个人手里，股票市场造成了贫富分配的极其不均。

在股票市场起作用的规律就是大资本吃小资本，那些掌握巨额金融资产的人，因为在实业领域里投资得不到很高回报，都转到股市里来炒钱。他们赚取的资金，一部分钱退出投资转入消费，大部分钱仍然用来放在股市中滚，用钱去钓钱，钓穷人散户们的钱，来的钱又不用在实业领域兴业投资。

结果国内资金市场上出现了“货币荒”，也就是通货紧缩，钱愈来愈少。哪里去了？被股市大户们象钓鱼一样钓走了。股市是一种虚拟经济，是比一切泡沫都大的泡沫，它愈繁兴，实体经济就愈萎缩，这就是目前国内经济的现实。（陆：术语叫“挤出效应”）

近几年来，社会上用于社会实业投资的资本数额越来越少，国家财政的钱也越来越少，国家不得不大量地增发国债。当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出在投资结构和投资体制的这种变化上。

七、税制改革不成功

记者：除了投资体制的问题，您认为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哪些？

何新：还有税收体制的不良。我们的这个税制改革，我认为是失败了，建立了一个模仿西方复杂税制的系统。

现实中的情况是，任何一家企业，如果真按国家规定的纳税额度纳税，全都要赔钱关门。各种名目的杂税加在一起，总计是将近30％甚至40％的高税率，再加上10％贷款年息，这就意味着，一个企业全部收入的接近一半要用来纳税付息。

现在哪个企业投资一百块钱，可以挣回这么多钱？目前最好的情况，实业投资的利润回报率约10％，也就是投100元能挣到10块钱（这是极好的、极少的情况）。而按那个复杂的税率纳税，每收入100元，税要交3040元，再加上银行的利率，企业不赔钱关门才怪。

据我调查和观察，我敢说全中国几乎所有的私企都有逃税。不逃税它没法生存啊！

但国企逃税比较难，为什么？国企逃税，钱落不到领导人自己身上，而被查出来他就得坐牢。他敢吗？所以重税负必然主要落在国企的肩上。国企能不垮台吗？

现在看来，推荐照美式西方税制模式来改税，这也是搞垮中国企业的一计。

还有一个大怪事，就是百业皆有税，只有炒股发大财的几乎无税。怪不怪？

那些股市大庄家，一潮卷过，几百万、几千万地捞钱，可几乎不用纳税（印花税微乎其微），连所得税都不交。否则，这几年股市哪会冒出来这么多腰资巨亿的豪富？

本来中国的税收应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以低税收鼓励投资发展的体制，但我们丢掉自己原有的低税体系，盲目跟着西方的所谓“规范”制度跑，以重税压得公私企业都抬不起头来。

再谈现在热门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本来中国有一个廉价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系，就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干的那个体系。但它一直受到学了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的攻击，说我们这个体系不好，为什么企业要管养老？管医疗？管伤病保险？管幼儿托儿？太不现代，太不合于“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要打破重新搞，结果企业被搞垮了。但你那个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怎么搞得起啊？算过帐没有？一个失业工人假设每个月发200元，一千万失业工人每月就需要20亿元，一年就要240亿。国家有这个财力吗？每年拨几百亿养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每年成长起来需要得到就业机会的青年人呢？

怎么办？也养起来？行得通吗？真是开玩笑！

现在国企、地方企业、民营企业的下岗、失业、无业人员加在一起，又何止一千万人！

说实话，连美国也没有搞西欧那种保障体系，它的国家财政也负担不起，中国怎么可能模仿美国、西方的企业和社会福利制度呢？这条路根本走不通嘛！天方夜谈嘛！每年拨几十个亿来搞社会保障，在中国国情下，那是如水沃沙，杯水车薪。

如果现在调整发展战略的话，也许还来得及。最近有人编了一本书，把我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搞在一起，称作是什么“智囊”。其实我不配，那些人不会喜欢我，认为我不懂他们那一套经济理论，我也真不懂。我是个笨人，我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例如“破产”如何能够救中国？我在经济学上只相信马克思的《资本论》。如果我不研究《资本论》，不可能在1990年提出生产过剩理论。按萨缪尔森的观点，生产过剩早已是过时的概念，在现代资本主义早就不存在了，他说这个问题，西方已经解决，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在吹牛。现在全球经济仍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所困扰着！

萨缪尔森那一套学问，那一套诱导别国搞“休克”的经济学，我就是听不懂！然而他的书是当今中国经济学的《圣经》，是当今时代的显学，是指导改革的“智囊”。以这种让人亡国破家的学问来为政策领路，国家不陷入危机才怪呢！

八、第一位问题是扩大就业

记者：我在采访中，有学者对我说，腐败已经成为中国今后改革的巨大阻碍，比经济改革更重要，您怎么看？

何新：治国者若照这个方子办，明天中国就该天下大乱。有一个怪事，你说台湾腐败不腐败？黑金政治，臭名昭著，可在台湾怎么就没有学者煽这一套呢？还有南美、南亚，比中国政治腐败得多，怎么就没有人煽这一套呢？

腐败的本质是一个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问题（破坏了规则）。而分配的失衡，源于当前中国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的离析和失调，根本原因出在经济基础和制度上。

但有人总想把当前的社会问题引到政治层面上，目的无非是改变中国政治制度，如果现在把腐败问题作为第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现在应该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或者武化大革命。发动农民起义，杀光贪官污吏，那才过瘾。但是，这是幼稚，还是要自杀？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也没起义，为什么？因为公平。大家都不容易，毛主席也不吃肉，毛主席的女儿也挨饿，你抢谁去！现在不同了，见了大款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腐败要有个度，别太过分！李世民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记者：当前在国内经济中，重复投资、生产过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问题是您1990年向zf指出的。但是，您认为国家当前应当如何面对和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呢？

何新：解决生产过剩，有三种办法：

一是消极的办法，即破坏自身的生产力。例如我们从小就知道的，3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力过剩，就关闭农场，毁掉机器，杀死奶牛，把农产品、牛奶都丢到海里去。

二是积极的办法，即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容量，特别是拓展国际市场，西方工业化国家之所以一天不能放弃世界市场，正是由于国内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所决定的（但由此可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某些经济学家开给中国人的“以内需主导发展经济”的药方，乃是一帖毒药）。

三是搞垮竞争利润和市场的产业对手，从而保证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和持久控制。

从这个观点看，前苏联和东欧传统工业基础的崩溃，恰恰为美国及西方工业在这些地区的拓展提供了巨大的新市场机会。可以说，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即自杀性的经济改革，帮助西方产业打挎了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产业对手。而且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工业也曾占有亚非拉第三世界地区的广大市场，因此苏欧国家工业的休克性崩溃，也意味着这些第三世界市场向西方工业的转移。可以说，正是“休克疗法”帮助美国和西方摧毁了苏联和东欧的产业竞争对手，这才是布什所谓“冷战胜利使美国获得和平红利”的真正涵义。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中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拒绝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推荐和鼓励我们试验的“休克疗法”，从而取得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在近年来，我们却重新以各种绞杀性的经济政策，逼迫打压我国国有工业的内外生存空间，从而逼迫其破产，以此作为解决“生产过剩”的药方，这实际是变相地重新走上“休克疗法”的前车之覆辙。

记者：那么您认为当前国家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何新：我已经说过了。中国当前首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恢复国有企业的生机和扩大就业问题。杀贪官不难，解决就业难！（陆：杀贪官也难，因为刀斧手也贪）

就业问题是国家经济状况是否良好的第一位指标，这个指标的含义超过其它的一切指标。当前国家应该扫除一切不利于扩大就业的障碍，应该千方百计打开扩大就业之门。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我体会，发展不能只看增长的百分比，经济发展社会就业率一定会提高。从1980到1995年的15年中，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反映在社会就业上，是社会就业率的快速普遍的提高。而目前则是百业不振，到处在裁减人员，人心惶惶，怎么能让人相信经济在增长？

如果就业率高了，失业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其它问题都可以放后一步解决，长一点解决，短一点解决都不成问题。如果就业问题不解决，我们可以说是随时坐在火山口上的，我们不能预测，哪一天星星之火会形成燎原之势。因为好多人现在没饭吃，据我了解，有的地方下岗工人每年只给他发200300元工资，怎么活呀？有人说还有许多就业机会，有活没人干，我不信，中国并不都是上海、北京，很多地方真的是没有就业机会。（陆：失业是炸药，腐败是导火索）

记者：如果反过来，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回到旧的计划体制下，让大家都有饭吃，都不失业，这自然解决了您所说的对当前中国来讲第一位的就业问题，但您不认为就是一种倒退吗？

何新：第一、可以肯定，我们不可能回到由国家统配一切的旧的中央计划体制。第二、计划调配资源包括安排劳动力，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失为一种经济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方国家在形势紧急时一样会搞计划安排。举个例子，二战后，德国和日本失业非常多，就是采取计划安排的办法；研究一下战后1945年1950 年这段时间，日本和德国摆脱经济危机的办法，当时它们也面临着大规模失业的问题，对此是可以借鉴的。

实际上30年代大萧条中，凯恩斯的zf搞工程办法，也是一种用财政手段对经济实施计划调节的办法。理想的经济体制绝不是无zf参与的自由市场体制。我始终认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是用zf计划指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类似于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绝不能搞亚当．斯密的那一套无zf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西方自己也并不是。（陆：市场失灵的问题讨论很久了。我在“老陆话语--我要说”开篇就点到市场自由与zf干预两大阵营的斗争。）

眼前的例子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zf入市干预，美国格林斯潘出来大吵大闹，指责港府破坏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但几个月后，对冲基金遭遇危机，格林斯潘马上调动联储的资金入市干预救市。这位美国财爷一点不怕自己抽自己嘴巴。

现在美国股票高热，格林斯潘已经七次调整国家利率以干预股市。他为什么不放任股市自由竞争、自由增长啊？这不是国家的行政干预吗？

我认为把计划体制当作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体制，似乎市场体制就比计划体制优越，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市场体制，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计划调节，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并不存在一个先天优越的体制，背离它就叫倒退...

九、抑制畸形繁荣的股市

记者：那在目前的情况下，您认为我们应首先注意或改善的是什么呢？

何新：首先投资问题上要注意抑制股市的畸形发展。很多人问我今年股市会不会好，我说，股市在两种情况下会好：

一种是经济情况非常好，企业不断产生利润的情况下，资金充裕，流入股市，股市会好；

还一种是经济情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人们找不到好的投资方式，热钱入市，股市也会畸形的好。因为作别的投资，钱一投进去就没了，那么只有在股市能赚到大钱，所以大家都把钱弄到股市里去，现在中国就是这么个情况。

今年股市也许还会好，因为其他行业百业不兴嘛。（陆：网络经济的繁荣如出一辙，前几日《中华工商时报》有人讨论过此问题）

但是国家要注意，如果在经济整体情况不好时，股市畸形地好，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来说，股市就像抽鸦片一样，会把一个人的身体越抽越干。比如我现在身体整体情况都不好，我肚子很饿，但我找不到食品，那么让我服用鸦片，打吗啡，我会感觉肚子不饿，被麻醉了。但是，我身体的内耗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会死掉的。我认为在整体经济不良情况下股市经济的畸形繁荣，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一种鸦片，现在在美国，在香港，在中国，畸形的股市都是鸦片。（陆：有点吴敬琏的影子，我佩服吴先生，他比厉先生冷静）

记者：为什么在美国也是鸦片？

何新：这个问题讲起来话就太长。美国近年的繁荣，得益于别国的倒霉。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地区约七千亿美元进入美国；在欧洲统一货币过程中，78万亿美金为规避欧洲金融风险也流入美国；苏联东欧垮台后，数万亿美金由前苏联、东欧流入美国。这么巨大的净资本流入，美国经济能不繁荣吗？

美国吃别人，花别人，害别人，整别人，当然经济好。但是请想一想，格林斯潘那老头子怕什么？为什么每次美国股市一爆升他就出来加息，泼冷水？他怕什么？为什么怕？实际上，美国的繁荣也是一团虚火，特别是全球的经济情况近年持续不好。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直深陷于衰退和危机中，现在更有危机日深之势，搞不好是要发生战争的。（陆：两次大战都有经济危机的背景，知古明今，现在大伙可都有核棒锤！）

记者：那您是反对国家在经济中通过股市这种方式运作资本了？

何新：我不反对，问题在于指导的理念。股票市场是调节投资的一种形式，但它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是一种高级的和进步的形式。在中国今日的国情下，放任股市自由发展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国家应该用哪种手段调控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和股票市场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本来是应经过认真研究，审慎地作出评估以后，再来设计和进行。但我们现在是，一味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模式，表面上全盘照搬，实际上学的是皮毛。

在与“国际接轨”的口号下，我们把过去行之有效的调节手段全抛弃了，只因为有经济学家说股市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而我反对的就是这种理论。股票可以是一种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采用什么方式配置资源，要根据一个国家目前的总体经济形势去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

记者：您既然反对把股市当成调节投资的唯一手段，那您认为，我们应把股市和什么别的手段去并列运用呢？

何新：这几年国家根据现实情况，在政策中已不断加强了以财政手段配制资源的作用，方向是对的，但调节力度还可以加大。在这后面还应加上一个理性的计划的原则，就是陈云常讲的“量力而行”，“有计划、按比例”。国家应当警惕，现在财政资金的来源正在日渐困竭

十、用全球战略的眼光看西部大开发

十一、中国应当制订自己的全球战略

记者：今年一月份，四次由中国zf亲自主持或支持的关于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大会在北京召开....那我们在西部开发上是不是可以直接向网络经济发展呢？

何新：我认为我们在网络经济上早晚有一天会发现又在上美国人一当。在网络上，美国的整体战略早已设计出来了，那是精心设计的一套谋略。我们对这个问题，现在还没吃大亏，所以还看不透。英国和美国鬼子太坏了，他们对世界经济，对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是有一套完整的经济、政治战略设想的。这种战略设想他们已经设计、实施了两百年了，而且基本的方针一直没有变。

20世纪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挫败了他们的全球战略，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挫败了英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为争夺世界市场，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

在这两次冲突中，发达国家受损伤，而殖民地国家趁机独立，参与了全球工业化的进程，这是让英美很头痛的事情。从1945-1985年，头痛了40年。

英美全球化的本意，就是要搞全球殖民主义化，通过全球国际分工，让英美成为资本和技术的供给国，然后把其它国家有的变成外围的依附型工业国家，有的变成农业国家，有的把它作为只保存原始资源的国家弃置掉。就像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保留地那样，把他们隔绝起来，扔在蛮荒地带，让他们同化在原始的生存环境里，永远不要发展和进步，变成大自然的一部分。中心地区达到最高的发展，那些落后边缘区域则作为富人们打打猎、散散心的生态旅游地。

但是这个蓝图在20世纪被民族革命运动给打断了。承受着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末的失败，英美现在想把这个蓝图重新实施起来，于是发生了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的一个口号就是人权高于主权，价值冲突高过主权冲突。英美提出了“新干涉主义”，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理论。

20世纪30年代，西方有战略家，例如指导希特勒发动世界大战的一个基本理论是生存空间的理论。中国人对这些东西研究的太少，所以许多人都不知道，这里的含义实际是经济含义，是争夺世界经济资源和市场的含义。希特勒并不是疯子。

日本为什么不认为它对中国的侵略是错的？它说我是代表黄种人向白种人争生存空间，他也有自己一套国家战略，有为他的侵略提供支持的理论。中国人现在应该结合全球市场的开拓研究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这个问题。

中国初步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发展不平衡。在某些领域，中国的发展进步已经很快，中国已具有在世界上争一个强国地位的潜在实力，但是中国现在缺少一套全球战略。如果有了正确的战略，分步实施，中国将可以在50年内成长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在世界历史上，一个新兴国家兴起的同时，往往意味着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国家的没落，世界市场空间是有限的，这就是美国某些战略家拼命要抑制中国的原因。所以，未来中国要发展，面临的国际关系和斗争是异常复杂严峻的。（陆：从政治高度看经济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现时问题）

十二、警惕网络殖民

记者：总之，您对网络经济的发展并不看好，是这样吗？

何新：网络是一种新兴的工具，非常有意思。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新技术概念，非常有潜力。但是，它是技术工具，不是经济。把它说成是什么“知识经济”，这就是骗人。...

本文来源：何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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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能有多平？

《世界是平的》最近在中国相当火，尤其是在外企圈子里，Google、IBM这些外企，纷纷请该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到他们的总部做演讲，与员工进行交流。表面上看，世界似乎真的很平很平，中国人、印度人、美国人，全都生活在一个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里，弗里德曼可以从华盛顿飞到班加罗尔打高尔夫，然后在北京的全聚德享用午餐。

有次和阿北闲聊，他说相比《世界是平的》，他更期待《长尾理论》，因为后者是对互联网某些运行规律的创造性发现，对国内的网络从业人员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在生存仍然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变平的世界。即使在最平的互联网上，美国人做着他们的绅士，而我们，只能继续干着跑马圈地、打家劫舍的营生。

其实，在这个貌似越来越平的世界上，中国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只是一条长长的尾巴，而那个又细又高的曲线头部，毫无悬念地属于美国。所以在班加罗尔，弗里德曼的球杆瞄准的，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的大楼。

中国人并不是不知道，8万美元的年薪加期权奖励是好的，有免费食物和按摩师的办公室是好的，干净的工作加悠长的假期是好的，有草地和游泳池的别墅是好的。但眼下，他们还只能拿着2000块钱的月薪，在大格子套小格子的憋屈空间中，干着一天10小时一年300多天“脏活儿”，并在心中描画着一个大约80平米被称为“房子”的水泥方格。

互联网上的外企们，为什么迄今没有在中国创造出一个成功案例？原因很简单，彬彬有礼的他们，正在跟一群为生存而战的人竞争。在他们望上去一马平川的世界上，另一群人还在陡峭的山谷中寻找下一个不至于坠落的落脚点。

本文来源：keso's blo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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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我们的本体”

经文：“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诗103：14）

人们不愿承认上帝的权能，而且还在夸大自己的价值与能力，但这丝毫不会改变人类卑微的本质。人们一直不能发现并承认自己的卑微，这是因为上帝一直在顾念人们，以致人们把上帝的宽容与体恤当成懦弱与无能，而把上帝给予的恩典与祝福当成自己的能耐与功绩。这多么令人叹息！

诗人大卫向上帝祷告说：“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他清楚地知道，人类的本质何其卑微，而上帝却给了人类极大的尊荣。我们的本体，“不过是尘土”。尘土有何价值？自然不言而喻。但当拥有上帝的眷顾与祝福之时，我们的价值就会突显出来。有两组有趣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有人曾经用化学成份对人体作了一个估算：以一个体重65公斤的人为例：他体内所含的脂肪可以造7块肥皂；含的磷可以造22盒火柴；含的铁可以造一根2寸长的钉子；含的碳可以制几百支铅笔；含的石灰可以粉刷一间房子；体内的电流可使一只25瓦的灯泡点亮数分钟；另外还有少量的镁和硫磺。将这些东西加起来，其价值也不过是几十块钱。这是人类作为尘土时价值，是“死人”的价值。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时，一定会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的卑微。

而另一组数据却告诉我们人类的超越价值：美国戴维森所著《临床实验诊断》一书中的资料和美国圣路易斯生化制品广告中的价格计算，人体的价值非常可观：人体含血红蛋白510克，价值2550美元；白蛋白135克，价值4819美元；凝白酶元1.02单位，价值3.6万美元；肌红蛋白40克，价值10万美元……。这是上帝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之后的价值，是“活人”的价值。相对人属尘土的价值，当成为有灵的活人后，就已经价值不菲了。

单单用金钱去衡量，有上帝祝福的人和没有上帝祝福的人，就会有如此之大的“差价”，更何况，人的价值本来就不能以金钱去衡量。

上帝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本身就是特殊的恩典，因为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又怎能相忘恩负义地拒绝上帝呢？

本文来源：养心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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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不能崛起

我们主编最近对机械产生了兴趣，以前他只对古典音乐感兴趣，没事在《三联》的后面写点有关古典音乐品质的文章。我几乎不听古典音乐，因为我听完了之后怎么写也写不过他，但我可以写流行音乐，因为我怎么写他都看不懂，就像他怎么写古典音乐我也看不懂一样，这样就扯平了。

但是最近，这个平衡被打破了，因为我们主编对机械产生了无比浓厚的兴趣，开选题会，主编严肃地对我说，你该去写写蒸汽机。我问为什么，主编说，它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开端，非常重要。我说，我只了解汽锅鸡，不了解蒸汽机，怎么写？主编说，不许废话，叫你写什么就写什么。好吧，我这个人向来喜欢半推半就，既然写蒸汽机，就写。

我对英国工业革命的了解仅仅停留在马克思写的那些文章的层面上，所以，为了能写好这篇文章，我还要先看些参考资料，于是我跑到了几个书店，买了一堆书，计有：《殖民主义史》、《列强是如何瓜分世界的》、《不列颠：红太阳是怎么落下去的》、《大不列颠挤兑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史》、《英国工业革命与中国农村土地改革》、《蒸汽机与蒸桑拿原理初探》、《从瓦特蒸汽机到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这些本来应该是理科生土摩托看的书，现在雨点般的不住地落在的我的头上。

没办法，看吧，说实话，这些书不知道是谁写的，都不说人话，我硬着头皮看啊看的，耳边想起了我们主编的哼哼教诲：要写出新意，发现历史上从未发现的新东西。历史哪这么容易从几本书里就发现新东西呢。我本来刚刚倒好的时差，由于这台破蒸汽机的干扰，我又回到了蒸汽机的发明地——格林尼治作息时间。

但是，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被别人发现。人们都知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个证据冯小刚在他的电影《手机》中证明过。但是，我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发现：蒸汽机不是瓦特发明的，他也不是看了茶壶煮水开了之后顶着茶壶盖之后产生的不许联想才想到发明蒸汽机，如果这样他只能想到发明汽锅鸡。那么，到底是谁发明了蒸汽机？瓦特到底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案情扑朔迷离，引人深思……

让我们揭开那个茶壶盖，看看历史的真相是什么。

事实上，蒸汽机是由一个叫纽克曼的人发明的，那时候也不叫蒸汽机，而叫蒸汽泵，这个蒸汽泵基本上只能用来蒸馒头，瓦特他们家邻居就买了这么一个蒸汽泵天天蒸馒头吃。有一次，邻居家的蒸汽泵坏了，找到瓦特，当时瓦特主修自行车，有点手艺，所以邻居希望能帮帮忙，不然只能天天吃麦当劳。瓦特在修理过程中发现，如果这东西改良一下，可以变成永动机，这样能做很多事情。但是怎么改良，他不知道，所以这事他一直就放在心上，整天茶不思饭不想，为伊消得人憔悴。

一天夜里，他躺在床上，想着蒸汽泵，以他初中文化水平，他能想到的都想到了，就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这时，夫人温存地靠了过来，细声细气地说：“官人我要。”瓦特没有反应，他脑子里装的都是那个笨重的家伙，完全忽视了身边娇小夫人的存在。

“官人我要嘛。”夫人急了，一把把瓦特搂了过来。这时瓦特才从蒸汽泵里走了出来抱住夫人，想安抚她入睡。但夫人不依不饶，非要跟瓦特行云雨之事。瓦特无奈，就像王小山写博客一样，有一搭无一搭跟夫人做了起来，由于心不在焉，瓦特的动作既僵硬又单调，夫人很不满意，几次提醒他换位思考，瓦特脑子里换位思考的都是改良思路。夫人急了，一个兔子蹬鹰，一脚把瓦特从身上踹到地上：“詹姆斯，你今天怎么啦？心不在焉的，完全像个机器，你除了进进出出，就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我不喜欢这样的詹姆斯。”

瓦特坐在地上，愣愣地看着愠怒的夫人，“亲爱的，你怎么啦？你刚才说了什么？”夫人坐在床上，又把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瓦特听完，蹭地一下从地上蹦起，举起双拳，激动地喊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然后夺门而出，向邻居家跑去。

夫人也急了，以为瓦特疯了。便拿起衣服，跟着追了出去。三步并作两步追上了瓦特。

“亲爱的，你能先把衣服穿上么？到底怎么了？”

瓦特抱住夫人，“亲爱的，我找到了制造永动机的方法了，你刚才的话提醒了我。”

“我刚才说什么话提醒了你？”

“你说我完全像个机器，除了进进出出，就没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对，就是这样，上帝啊，我找到了。”

夫人摸着瓦特的头，无奈地摇了摇头，转身回去。

数日后，瓦特把纽克曼找来，兴冲冲地对纽克曼说：“这是我的改进，你永远不会想到，这个改进的原理是我在跟夫人做爱的时候想到的。”

纽克曼耸了耸肩，作出不屑的样子。瓦特把纽克曼拉到一张图纸跟前，“你看，你原来的蒸汽泵最大缺陷就是动力不足，它虽然能够产生动能，但是消耗的热能比较高，没有人愿意用你这个得不偿失的机器，所以只能用来蒸馒头。”

纽克曼看着桌子上被画得乱七八糟的图纸说：“那你的改进原理呢？”

“你看，如果蒸汽进到这里，先把气泵加热，然后进入凉水，再把气泵降冷，这样一来，热能的效率只能发挥20%。”

“是这样，但我实在想不出好办法了。”

“我觉得，如果在这个地方加入一个冷凝器，设计一个活塞，通过活塞的推动，就避免了你的那个效率低的问题，而且力量会更大。”

“詹姆斯，这就是你跟夫人做爱的时候想到的？我跟任何人的夫人做爱都没想到这一点，你太聪明了。”

“这都是我夫人的功劳，他骂我在做爱的时候只顾机械运动，于是提醒了我，我就想到了活塞，活塞，你懂么？”

“我懂，但我只把它用在做爱上。”

“是的，所有人都把它用在做爱上，只有瓦特例外。”瓦特自豪地说。

数日后，瓦特在当地的专利局申请专利的时候，庄严地写下了他和夫人的名字。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瓦特的伟大改良，把发电机和发动机的计算功率单位称之为“瓦”，女士们为了纪念瓦特夫人，在叫床的时候都喊“哇噻，哇噻”，以表示对“瓦特活塞”的敬意。

一场改变世界的工业革命，一段列强强取豪夺的血淋淋的历史，一个真正把科技变成第一生产力实例，竟是从一场未完成的做爱开始的。

这段历史由于有限制级内容，所以一直被保守的英国人屏蔽了，很多写瓦特发明或改良蒸汽机的书上都没有提到这一段。同时，很多教科书为了教育孩子从小动脑筋，就编造了一个类似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说小时候瓦特看到茶壶盖被蒸汽顶的突突直动，才想到发明蒸汽机。这都是胡扯。

历史总有一天会揭开真相的，那么，就让我来亲自接开。我真的像哥伦布发现大陆一样，兴奋得一夜没睡。早上，我从床上我从床上爬起来，发现的消息我要传开。我赶紧给主编打电话，把我的发现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了他。

“你难道想把《三联生活周刊》改成《三联性生活周刊》么？”主编的语调显然很生气。

“我是动过这个念头。不过这件事与性生活无关。不是，这个发明虽然与性生活有关，但是与我想把周刊变成性周刊无关。”

“我看你是诲淫诲盗走火入魔了。我让你从历史上发现新东西，你怎么就发现了这个？不行，不能这样写。”

“那我只好编造历史了。”

主编生气地撂下电话。

知道哥伦布为什么发现新大陆么？那是因为他遇到了伊莎贝尔女王；知道英国为什么成了日部落格帝国么？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伊丽莎白一世，大国是怎么崛起的？都是因为那个权利最高的领导者什么都敢干。性，一直是中国媒体的报道的禁区，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主编给我投了否决票。所以我只能按照茶壶盖的思路再写一版。但我相信，历史的真相早晚有一天会揭开的，这篇稿子我会一直留着，直到我们能做到大国崛起的那一天再拿出来发表。

本文来源：不许联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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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法则

今年因为黄健翔解说门事件，我采访了央视几个人，其中就有我崇拜的韩乔生韩老师。韩老师当时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跟陶伟解说意甲的时候，比赛快结束了，皮耶罗从自己的禁区抢到球，大脚传给离他很远的前锋，结果由于力量太大，传大了，前锋没接住，错过了一次反击的机会。韩老师说，如果我们外行的人看，说明皮耶罗传球太没谱。但是陶伟说：“皮耶罗体力不行了。”然后陶伟解释说：“球员在没劲的时候往往踢球的力量比较大，生怕传不到位。皮耶罗正常的时候不会这样传球。”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似乎是自然界的一个法则。就是人往往到了某个临界点的时候都要矫枉过正一下。今天，一个美国朋友对我说，如果手机信号不好只有一个格的时候，它的辐射是最大的。因为它要一直和磁波发射的地方保持联系，奄奄一息的时候就会为了达到磁波的平衡而增强自己的辐射，这时候通电话，肯定对人体伤害最大。

这就是平衡补偿原理，当你被一个男人伤害了，你一定要去伤害另一个男人才能获得心理平衡，不然你就是弱智，情商特低的那种。用这种科学的方法你可以推断出方舟子老师在强调打假的时候，肯定是他被假冒伪劣的东西伤害过，从小形成了心理阴影。或者，一个人在对性生活没有自信的时候，总是要表现得很有自信心，男的表现的像个猛男，女的表现得像个妓女。

其实化妆也是这样。我觉得化妆应该是演员该做的事情，这是职业需要，但是它逐渐被普通人接受。不过，你从化妆的浓淡程度上，能看出来，这个人形容姿色的程度，但凡素面朝天的人，肯定是对自己的形象特有信心的，平时淡妆点缀的，略有不自信。而浓妆艳抹的人，基本上没法看。手机的信号大小跟辐射程度成反比，人化妆的浓淡跟吸引人的程度也成反比，因为这样的弥补就是为了寻求一个平衡，而当这个平衡达到了，在别人看来，就是失衡。

平衡法则其实就是失衡法则。

本文来源：不许联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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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设计苹果未熟

如何利用工业设计作为企业的竞争利器，创造高附加值，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梦想，不仅是中国设计人员的新一轮挑战，也是中国企业管理的挑战。

“你根本不用去考虑它的品质如何，单看这造型设计，大多数人就已经喜欢得不得了。你再看看那些国产的MP3，要是把logo去掉，还有几个能分清楚谁是谁？”北京中关村鼎好电子城的苹果播放器专柜前，销售人员项燕正在为几位顾客介绍苹果公司的音乐播放器ipod。尽管ipod的身价高得惊人，但项燕并不担心销售会因此变得困难。

而与此同时，贴牌商们正为赚得几张毛票争得面红耳赤。看到手的“银子”逐渐缩小，他们不得不寻思着突破市场的新路径。要追赶上游核心技术仍然需要大量的时间，一再压缩的生产成本也挤兑不出多少空间。在仔细端详三星、索尼、苹果、诺基亚等企业通过设计带来成功的案例后，一些中国企业猛然醒悟，原来工业设计也可以带来诱人的利润。

错把设计当美工

其实，工业设计在中国并非是多么新鲜的名词。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内就有了相关的设计协会。10年前，联想的第一位设计师进入公司后，有员工甚至以为他是来给大家讲工作礼仪，培训员工如何着装的。10年之后，一些中国企业对工业设计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很浅薄的层面上。工业设计这颗苹果，还远未成熟。

“国内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广东那边实际上有很多厂商已经在应用工业设计，但他们却把工业设计人员当美工使用，只要把产品的外观改一改，弄个很漂亮造型出来就行了。”桥中（上海）设计咨询管理公司总经理黄蔚认为，大量企业把设计仅仅当作一种表面功夫来做，这是制约这些企业做好品牌、做大规模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经常能遇到企业在寻找设计合作伙伴时的‘比稿’现象，他们根本不去考虑合作伙伴对自己是否足够了解，对产品定位和市场情况是否足够清晰，对工业设计的后期执行是否有足够的实力等问题，只是根据前期简单的方案效果来判断选择。一旦量产上市，企业将面临巨大的风险。”黄蔚认为，如果设计不能与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远景规划、品牌定位相结合，那么企业就无法获得长久的发展和市场的尊重。

虽然，这几年国内也出现了象厦新A8手机一款产品救活一个企业的奇迹，但这些星星之火却难以呈燎原之势。只有先矫正人们对“工业设计就是美工，就是外型设计”的简单认识，企业才不至于剑走偏锋。

“工业设计是一个很系统的工作，它涉及两个领域。一个是技术领域，为企业产品提供应用环境的解决方案；另一个是美学领域，根据人们的文化背景、审美趋势，利用人体工学，围绕技术设计产品。随着工业水平的发展，设计已经渗透在从产品研发、制造到销售的整个产业链中。”始创国际总裁张武认为，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在重视企业发展的运营面、资金面和人才面的同时，还要以产品为基础，而其中有一半的工作应该在设计上。

一个好的工业设计不仅能够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并且能对企业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美国IDEO设计公司的发展就是一面镜子。虽然1991年成立，但IDEO已成为麦肯锡、波士顿等管理咨询公司的竞争对手：这些传统咨询公司习惯于从商学院的思路来为企业治病，但IDEO通过人类学家、图片设计专家、工程师、心理学家的眼睛来教会企业观察自己客户的世界，受到企业的追捧，2002年收入已达到7千万美元。

教育体系是软肋

从80年代无锡轻工学院成立工业设计的本科教育开始，截止2004年，国内已经有219个院校开设了工业设计专业，大大超过了一些传统专业。然而，市场对工业设计人才越发“饥渴”。　　“几乎所有学工业设计的学生，从大学走向企业的设计岗位都会有一段痛苦的时间。因为他们对企业没有深刻的认识，企业也会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通常要花一年以上的时间来培养他们。”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的工业设计专业的黄蔚和毕业于清华美院的张武都坦言，现行教育体系很难培养出好的设计人才来。

一方面，现在高校里的老师多是从美术等其他专业转型而来，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教育没有同企业的实践结合起来，只是从造成到造型与技术脱节的设计只能是纸上谈兵。

张武认为，目前很多院校工业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上就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设计本身是有技术面的，学习工业设计首先要对当代的技术潮流非常了解，而这些内容是学生很难从老师或课本里获得的。这就需要学校、企业共同整合资源，形成教育的基础。

“中国的教育系统需要变革，学校应该更严格的考核学生，培养高质量的工业设计人才！”约瑟夫·奥康纳是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中心的设计总监，在2005年北京工业设计国际论坛上，这位在中国长期工作的设计师善意而委婉建议。

用人在于企业的态度

国内企业为找不到好的设计人才而抱怨，尽管有教育体系不够完善的原因，但对比国际厂商对本土人才的选用态度，国内企业显然不够积极、开放。

摩托罗拉每年都会将中央美院前五名的优秀毕业生招致麾下；标致汽车通过举办国际汽车设计邀请赛网罗全球优秀的设计人才，将21岁的中国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的学生钟亮收入帐中；甚至在北京国际工业设计论坛的发言间隙，微软（北京）高技术中心用户体验设计师都会见缝插针地做起招聘广告。

反观国内企业，企业高层对工业设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高，设计师缺乏成就感，得不到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即便是有好的人才进来也未必能干得长久。

一位曾在德国奥迪、韩国大宇公司从事多年汽车造型设计的专业人才，回国进入一汽15天后便提出辞职，原因是“整天画汽车，整天纸上谈兵，没有一个项目有希望变成产品，除了搞搞尾灯设计、汽车内饰面料变革这些小case外，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不过，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着改变，国内的一些企业开始重视挖掘工业设计的对企业的作用，并努力培养自己的设计团队。　　2002年，联想投资百万成立工业设计中心（即现在的联想创新设计中心），时至今日，联想在工业设计上的年度投资额已经提升至千万元，而设计团队也超过80人，并分为人类与社会学、交互设计、平面设计、结构设计、工业设计、机电技术、模具技术、材料技术等10个专业设计团队。

在联想，每一个新设计师加入团队之后，都必须接受一套系统的专业培训，然后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来拓宽视野。在工作时间中，公司还会调整设计师进行轮岗，以丰富设计师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联想正在试图给予设计人员更为宽松的工作环境，比如实行弹性工作制、在办公区设置休闲区和阅览室等。

联想创新设计中心每两年还会举办“联想工业设计周”，向公司管理层展出其最富创意的概念产品。“设计已经成为联想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联想创新设计中心战略设计总监仇佳钰如此描述工业设计在联想的位置。今年，联想还获得两项美国“工业设计卓越奖”（IDEA)。

设计管理是未来的挑战

在德国等一些工业设计强国，设计师与公司的管理层是在同一层级的，设计部门已经成为企业架构中的上层部分。有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企业中主要的设计对象的系列化和企业由OEM向ODM和OBM转化，设计师的影响力将越来越接近决策圈。

设计师出身的张武说，中国的制造型的企业中，至少应该有一个直属负责产品设计团队的副总裁，如果总裁乃至整个管理层都能懂些设计就更好了。国内商业领袖们必须把工业设计问题提升到企业发展战略的层面上来重新审视。

“中国的企业是拍脑袋出产品，没有系统的工作，缺乏设计管理。要成为真正全球领先的品牌，就必须正确引导工业设计在企业中的应用，确保设计与企业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因此，设计师们需要改变观念，努力使自己成为对明确企业定位、确定远景规划，体现企业核心价值，形成企业商业策略的决策参与者。”上海桥中设计管理公司总经理黄蔚表示。

IDEO用5个狂野的步骤帮助企业设计与企业客户心神相通的产品。1.首先组成一个由委托企业客户的员工、观察和记录消费者体验的IDEO专家团队、扮演IDEO客户的公司高层的团队，体验委托企业的客户对产品的需求；2. IDEO将设计师、工程师、社会科学家、客户安排一起，进行头脑风暴提出问题并给出解决方案；3.创造可视的模型；4.利用技术找到有创造力的解决方案；5.高速投入行动。

张武建议，国内商业领袖应把工业设计提升到企业发展战略层面。

在黄蔚看来，大量企业仅仅把设计当作一种表面功夫。

本文来源：中国艺术设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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